今后最好的作品可能产生于商人阶层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彦武采访
按：此篇文字是中青报两位年轻有为的记者于2006年12月下旬对本人的一次采访整理稿，刊登在该报今年一月一日“阅读周刊”上，栏目标题是“阅读2006年度回顾·大家说书”。但我要在此地对一些记者对我身份的限定做一澄清，以免各种误会：我一非什么书评人，平日说书，多为职业习惯，次多为生计考虑；我也不是什么学者，有些报刊这样称呼我，非爱我也，害我也；更不是什么“大家”、“专家”，与其这样称呼我，先杀了我再说不迟。最多，我喜欢“书人”这个称谓。除此，我是个不太好，也不太成功的商人，如此而已。有认为鄙人矫情者，自当没看见这段文字。
我们刚刚从本店自去年10月31日以来销售过的、在大陆首次刊行的约两万种图书中选出“万圣书园2006年度候选书目200种”，并最终选出“学术类汉语写作作品”、“学术类翻译作品”和“非学术类汉语写作作品”、“非学术类翻译作品”各自的前10名。候选作品不考虑作者名气、出版机构大小等因素，但考虑销售量。
其中，“非学术类汉语写作作品”前10名包括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王彬彬《往事何堪哀》、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林采宜《肆无忌惮》、都梁《狼烟北平》、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于洋《江湖中国》等。
而“非学术类翻译作品”前10名有《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罗斯著，彭伦译）、《<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美]布隆代尔著，徐扬译）、《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社会文化史译丛）》（[美]盖伊著，梁永安译）、《弓和禅》（[德]赫立格尔著，冬至译）、《乔伊斯传（上下册）》（[美]艾尔曼著，李汉林等译）、《项狄传（译林经典）》（[英]斯特恩著，蒲隆译）、《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美]伯恩斯坦著，吴士宏译）、《历史学家》（[美]科斯托娃著，凌建娥译）、《我生命中的书（人与书系列）》（[英]威尔逊著，陈仓多译）和《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英]霍兰著，杨军译）。
除了李零的《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和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等著作，今年重要的原创学术著作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学术出版这块儿出现了很多“新人”。《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作者赵鼎新，《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的作者阎云翔，《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的作者王迪，《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的作者林同奇，都是出国后在海外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然后作品回到国内一鸣惊人。
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至公元前586年）》的作者陈贻绎，在美国硅谷卖过电脑，这类学者受过学术训练又去做生意，或者又回到学术界，往往能做出不小成绩。
《狼烟北平》和《江湖往事》等书的作者，有一批是生意人出身，媒体从未深入关注过这一层面，《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的作者也是生意人，更不用说《我与万科二十年》的作者王石了。我不认为他们/她们是所谓的“名人出书”，完全两码事。今后可能最好的作品就产生于商人阶层。不能轻视《潘石屹的博客》和《老徐的博客》，潘石屹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行业、民众与官方沟通的角色。徐静蕾由艺人从商，写东西的视角就大不一样了。她的博客这么多人喜欢，肯定不是因为她是个美女。这一批生意人、商人或者说企业家，几乎每天都面临生死折磨，风险相当大，他们无奈却不肯向命运低头。人生这个舞台就是商人们写作的背景。最伟大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源于对人情世故的刻骨体验，不是纯粹从学理到学理。
史学方面引进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如余英时、汪荣祖、何炳棣、王尔敏和杜维运等先生的作品不少。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是赶出来的作品，远远没有本应该有的那么精彩。关于明代和明清的研究比较有质量，比如罗宗强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今年也出现了高水平的家族研究成果。中华书局的《敦煌经籍叙录》和茅海建前几年写的《戊戌变法史实考》一样在各自领域都具有终结意义。史学可能是今后国内学术界大突破的排头兵。
哲学方面没有特别大部头的著作，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第一人叶秀山先生领衔主编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出齐了，他自己也出了本《哲学要义》。
关于教育的著作，北大出版社今年的引进最系统，但大部分卖得不如想象的好。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引起了争议但在学界没有真正讨论起来，知识分子关注的公共话题少了，言论空间受到限制。《江湖中国》的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些来源于生活的概念，比如“混”和“面子”。于洋的研究接近吴思，但还缺少吴思的本事和造化，描述现象过多。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精彩难以形容，它能让我们看到100年来中国知识界最优秀的学者的文品、学品和人品。《伶人往事》唯一让我觉得惊心动魄的是它提醒我们京剧艺术衰落的原因和时间点。王树增的《长征》表面看很有激情，但史实出入很大，议论也太人云亦云，连他的《远东朝鲜战争》都不如。
残雪的《暗夜》、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李锐的《太平风物》也都值得关注，韩少功从《马桥词典》开始探索新的表述方式，几年下来还是不如残雪的成就。林文月、扬之水、孟晖和李锐等人的语言都很美，木心的语言还算美，他们的成功都是“有所本”的。任何书都不是偶然地畅销，肯定是拨动了人们内心某根隐秘的心弦。
关于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
按：2005年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冉采访，谈及大陆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的状况。稿件经过整理，计划登在年终一期。从此我未收到该刊寄的样刊，并不知道此篇采访是否刊登出来，亦没心思追问。翻检旧档，发现底稿，仍觉得有参考价值。拿出来与同道分享，一乐也。
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设立贝贝特是在２０００年，在那之前也做了些人文读物、学术书籍。而万圣成立于９３年，你能简单概述一下在您印象中，这十多年来国内在人文社科书籍出版状况的变化态势么？
刘：广西师大出版社长期致力于学术思想类图书的出版，记忆中万圣最早售卖的就有《鲁迅年谱稿》（1988），《新东方文学史》（1990），《春秋贵族法规研究》（1993），此后从未中断过此类图书的出版，类别主要集中在唐代、鲁迅、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等等。2000年以后，北京贝贝特成立，一度以翻版已出版的学术思想类图书为主，但讲究装帧、设计，是为开先河的一批出版社之一。近两年，贝贝特在继承本社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在选题、出版质量还是营销宣传上都有重要的拓展，已成为大陆、文化学术思想类图书的出版重镇，仅04、05两年就有《文人的另一面》、《余英时文集》、“韦伯作品集”（七卷）、《大历史不会萎缩》、《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延安鲁艺风云录》、《袁氏当国》、《言词而已》、《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读史阅世六十年》等等。
孙：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哪些出版社在您的记忆中有烙印（包括对老三家的感受变化）？您本人是否欣赏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人文、学术书籍，如果是，是从何时（比如具体的书）对其产生关注的呢？你本人是否认为现在广西师社的人文图书已经形成了品牌？以您的标准，现在哪些国内出版社形成了品牌，尤其是在近些年内形成的？
刘：十几年来，无疑是大陆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的极重要的时期，无论引进版的数量和翻译质量，还是原创作品都有飞跃性的发展，例子不胜枚举。在此进程中，有些出版社异峰突起但很快又衰落了，有些后来居上，比如广西师大、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等，但根据地依然是那些老牌社，除我们俗称的北京三大社外，北京地区还有北大、人大、社科、社科文献、华夏等社，外埠有上海世纪集团的创始社——人民、译文、书店等社，还有江苏人民、上海古籍等社，都是持续出版学术思想类图书的坚强堡垒。
我本人是从04年开始认真关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出版物，尤其是它的历史、社会思想、人类学、艺术理论类，上述例子不少。但我还不认为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可持续的此类图书的出版品牌，它还需要不断锻造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相信它们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近年，北京地区的北京大学、社科文献、华夏和人民大学等出版社，外埠的上海人民、江苏人民、上海古籍、江苏译林等社，在打造品牌上用力最勤，收获也最大，值得称道。他们的出版物从识别系统到选题的系统化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孙：在万圣的读者群中，对广西师社的图书是否有口碑，认为其特色在哪呢？读者对其接受程度是怎样的呢？广西师社图书在万圣的架位摆放，这些年来是否有过变化？
刘：可以肯定的是，广西师大社的出版物在万圣读者群中已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尤其是它们在设计和装帧上的工夫更值得夸奖。尤其最近两年，其选题愈见功力，系统性逐渐形成，原创作品在增加，反映在销售上，数量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当然广西师大社除学术思想类图书，还有大量的文化类出版物，像唐鲁孙系列，像温故系列等。05年广西师大社在万圣出版商排名已上升到A类（全国20余家），是近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出版商。万圣虽取消了专架制度，但广西师大社的重要图书常年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孙：对三联、中华、商务、广西师社、辽教、河北教育、上海世纪……您认为它们的各自特色是否鲜明？（刘老师可以选择比较）
刘：对辽宁教育和河北教育这两个社近年出现的变化，我本人表示非常遗憾。在过去的一些年份中，尤其是1998-2003年期间，它们在行业内有惊人的表现，出版了太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学术思想、文学、文化类的作品。读者怀念那个时期的“辽教”和“河教”。中华书局也令人痛心地经历了它的“非常时期”，长达六年之久！此间它几乎丧失尽了上百年形成的传统。但“中华”到底是“中华”，历尽磨难后，新一代中华人以护“中华”如己，开始了可歌可泣的恢复工作，04、05两年的努力让读者看到了久违了的“中华”，读书人几乎仅从封面便能识别哪些是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北京三联书店的逆转幸好短暂，才未从根本上动摇它作为出版重镇的地位，但雨过天晴后，加之转型中的阵痛，三联恢复以往的风采尚须时日。
十几年来，商务印书馆步履基本平稳，但原创和引进的出版物从数量上似略有下降，设计、装帧有待下决心改进。
我们无法不对上海世纪集团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这十几年它们走过从分散到集中之路，鹤立于大陆所有出版集团，是最伟大的出版机构。其重要成员译文社在经历惨痛的教训后亦在慢慢恢复元气，人民社更是一马当先，成为集团当之无愧的灵魂。集团在北京设置“文景”的机构，每年亦有不俗的表现，近年更是表现非凡。
孙：您认为国内人文、学术类书籍的读者群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态势？
刘：后续“队伍”乏人，令人堪忧。我想一个民族的伟大，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指标，就是阅读人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和文化、艺术、文学、科学人文以及思想类作品的人均消费数量。把联合国会员国按此指标做一个排列，结果一定会令人惊讶。一个民族的发达程度难道不是与其民众的平均知识程度以及人群中智慧发达的人数成正比么。
树立标准，让优异者受到奖励 (2007年元月27日)
两年多前，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专访（见该报2004年11月11日“读书”版，“我们正在远离一种传统”），重点谈到出版行业的生产质量问题。
那篇采访文字很长，涉及图书出版质量的部分也不止上面引述的。那是我从业十几年后对图书出版质量的一次比较提纲式的反省。话虽说的重了些，但都是事实。遗憾的是，两年多过去了，问题并未得到抑止，更谈不上克服。毛病到底出在哪里？文中有所涉及，但没有展开，一是缺少标准制订，二是没有确立奖励什么惩罚什么的原则。更宏观的原因不谈，就这两条的缺位，是导致图书生产质量持续存在问题的比较根本的原因。我举一个例子。十几年前，就有新华彩印厂的老师傅跟我说，一本书的制作，仅在印刷环节就有83道工序。我们使用的机器是德国海德堡、日本小森，纸张用的是瑞典、日本进口的，油墨则是澳大利亚的，即使PS板，也是美国或日本的“原装”，可我们为什么比起日本、美国的印刷质量有如此大的差距，甚至连香港、台湾都不如？老师傅故作神秘的谜底是，因为我们每道工序都不按流程规定的标准“走活”，想想看，83道工序下来，那活还好得了？我愕然。这个例子里面，还有标准呢，只是执行中短斤少两，最后活儿不如人。而“改、开、搞”快三十年了，图书生产（出版）环节有多少过硬的标准可供从业者遵守？最重要的是，那些有行业自律精神，有职业操守的从业者，他们辛苦劳作、一丝不苟，又有谁去奖励他们/她们？是的，我们这个行业有这样那样的评选，但有大家引以为荣的标准确立下来，让优异的更好，坏的无地自容吗？没有。
是的，最近十几年，我们在书籍的设计、装帧、用纸等等方面已大踏步地接近台湾水平，甚至有超过之势，可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其存在的问题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当不为过。可比较内容的编校质量，这还都是“小节”。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什么滥书都敢出！”真是比赛“造滥”。即使严肃的作品生产领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术造假出笼？除却第一生产者（撰写者）的原因，我们的出版者都干什么去了？但我觉得这样怪罪我们的编辑，仍有不公平之虞。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编辑不是万能的专家。一句话，造假、伪劣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多数因此受到奖励。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机制下，还能等到越来越多的第一生产者、出版者精益求精么。
树立严格标准，让优异者受到奖励吧。
附，出版业；我们正在远离一种传统
卢：“冰点”今年6月扩版以后，我们一共发了5篇关于出版业的报道，最近3期，以“文化理想主义的困境”为栏题，连续发表了3篇特稿，《“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谁都有胆儿编辞书》和《中华书局之变》，意在以中国近代以来出版业的三大名社为载体，来探求中国出版业之兴衰。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第四篇文章。我想请你从一个民间学术书店从业者的立场和角度来谈谈出版业的现状和出路。
刘：作为一个出版业的观察者、曾经也是介入者来看出版业的症结所在，问题首先出在结构方面。意识形态管制不说了，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行业的公营垄断和管理部门下场踢球，与民争利。虽然“灰色地带”（出版商）大量出现和存在，出版行业仍然是一个被体制严格控制和限定的行业，行业资源高度集中并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
卢：出版社不是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改制”？
刘：关于改制的话题太长也太深，这里只从一个侧面做一点剖析。比如说“财政拨款”，其实早在1992年前后就已经被取消了，可是事实上被取消的只是直接拨款，各种隐性的出版补贴仍然存在。说到这里，需要先追溯我们国家的出版体制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它沿袭的仍是苏联的模式……
卢：今天出版业之格局体系，其整体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体系。
刘：的确如此。1949年以后是“人民”字头的出版社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也就是这15到20年的时间，发生了一些变化，裂变出了以下几类出版社，比如大学出版社、城市出版社、部委出版社，甚至准部级的如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地震总局、国家气象局等都有自己的出版社。还有一种裂变，即从各地方人民出版社中生出了各地的美术、少儿、文艺、科技、教育出版社等等，它们构成了各种利益格局中的某一环节。
卢：还有媒体出版社，比如光明日报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等。
刘：这些裂变出来的出版社，都还是隶属于某个公权系统，它们可以在各自所属的系统内部分配到许多利益。比如一个行业的标准读物，一般的学习性读物，更不用说隶属于此系统学校的教材、教参，自然由其出版社来出版。
卢：你的意思是，出版体制的问题不仅有控制，另外还存在纵向的利益分配关系，形成了一种事实的“垄断”？
刘：比如说出版社很少出现从业者失业下岗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用非市场的或者说在利益格局下的被分配的方式获得大量利益。举例来说，某中央大社靠出版一本分配给它的（或者必须由它出版的）政治读物便可以养活该社好几年。垄断利益是巨大的。很多出版社都可以一本书吃天下。由此看得出“暗补”对出版社存在的意义了。如果大家都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从事生产，有着巨大利益的出版项目，是应该在出版商之间竞标的，充分体现公平与竞争原则。再比如说教材、教参出版这块肥肉，由于取消了各教育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利益的分配掌握在教育最高管理当局，如今各出版社都拼足了劲要从当局取得某种教材、教参的出版权，不就是因为此中存在巨大利益吗？
卢：听了你一番话，我有些迷惑。为什么一方面出版业一片繁荣，另一方面却说好书雕敝，品质越来越低下，出版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差？你说出版业存在垄断，缺乏竞争，可是从某些现象上看又不是，竞争激烈得很哪！
刘：问题的确有其复杂的一面。关于表面的繁荣和充分竞争问题，有三方面的情况需要注意。第一，参与竞争的实体，除了出版社，还有民营出版商；第二，各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主要还是读书人，他们还是期望本社能够出一些好书，他们大多还有一些知识者的道义良心和理想追求；第三，行业评比体制的作用。比如“五个一”工程评比，国家图书奖的评选，还有各系统、行业、地方所设的种种奖项，特别是“优秀出版社”的资格认定，关系到书号资源的分配，哪个出版社的领导人敢不重视？
再来说你提到的出版物品质下降的问题。这20多年来，出版物的装帧、版式设计等越来越被重视，而内容的品质却在持续下滑。不要说纯粹的制作技术问题，比如倒版，版心不正，野胶，倒行，白页，比比皆是；但就内容方面说，比如译文的核校，文字校对，背景知识的核实，写作修辞的校改，错字别字纠正等等，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举些好笑的例子给你听吧，post－capitalism（后资本主义），有译者竟译为“邮政资本主义”，把有名的“香奈尔五号”香水译成“第五大道”，不说译文本身，编辑们都干什么去了？日前新出的一本书，一本极好的书，出版社也是响当当的，可其中有一处，讲到托尔斯泰关于“刺猬和狐狸”的比拟，译者将“托尔斯泰”错译成“托洛斯基”，出版社的编辑楞是编校不出来！若读者不知此语出处，真是贻害无穷。这些还都是翻译作品的编校问题，至于汉语写作的编辑功夫的丧失，问题更为严重。你知道吗？现在出书都在比速度了，谁能在15天、30天把一本书出版，行里人把他们奉为英雄。
说到这里，我在想，这些问题并非只是出版业的问题吧？在其它行业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粗心和急躁”心理下的制造品吗？也许，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各行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因急功近利而导致职业道德沦丧，假冒伪劣而不受或少受惩罚，追求品质便可能吃亏。这里我们是否还可嗅到“多快好省”之遗韵？但什么都占了，就是“好”字被省掉了。
卢：但是书毕竟还是精神产品，出版行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如今却生产出这么多残次品，这个行业的规矩和标准已经丧失了吗？前不久，有人告诉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了我一部上下卷的选集，我说不知道啊，拿来一看，已经出版两年了！根本没有授权！还有，我看很多书出得不好，原因是许多任务序和流程被省略了。我们不能光说体制和行政管理不好，业内人士是不是也要对职业标准的沦丧负责任？
刘：对啊，这个行业原来是有严格标准的啊。1949年前后的体制，出版从业者，他们都是有传统继承下来的。那时编辑是有理想的，他们以发现作者、激励作者为己任，乐此不疲地与译著者商量着改正错误，务求完美。现在这种职业素养却是越来越淡化了。在畸形的商业化环境下，组稿和策划被重视，而文本的编辑和锤炼却被忽视。这里我举两个相反的例子，我认识一位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作了近8年的稿子被兰登书屋看中，就20万字，编辑却花了8个月的时间，反复与他商讨修改意见。另一个例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最近引进的一本关于科学文化的书，其英文版居然编了3年之久，最后寄来的核红样仍被改得一塌糊涂。因为该书涉及的主题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些研究进展，作者和编辑都希望新进展加进来，一改再改，3年！3年编成的好书是有望流传30年、60年，而30天编成的书，贬值的速度也许比出版速度还快。
卢：萝卜快了不洗泥。
刘：萝卜快了必定不洗泥。出版品质在下降，行业标准在丧失，其原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商业化的因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催促出版商更快地生产产品，速度牺牲品质。再有，从出版行业到市场都在鼓励和嘉奖快速地生产，而不是奖励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如此说来，读者似乎也有一定责任，因为大多数读者不再追求精细与高品质的阅读物。当然，我们不可以把行业问题的责任外推给读者，因为第一，读者对品质不满意的回馈和报告是不被奖励的；第二，即使报告了也常常没有结果。重要的是行业管理部门也丧失监督的责任。它们忙于参与争利，哪还有时间和精力监管出版物的品质！
这就是你提到的体制与出版品质下降之关系的问题了。我要问，那么多“假、冒、伪、劣”图书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它们也许比假酒、假烟、假奶粉危害更大。为什么行业标准沦丧，却没有人管，这不正是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做的事情吗？美国总统犯了错误有被弹劾的可能，至少揭得你抬不起头。谁听说过出版社因出版物品质问题而被撤销的吗？只有“出了有问题的书”才有此性命之虞。所以，这样就回到我们最初谈话的题目上来了，出版业的本质问题还在于体制。正是体制使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将精力花在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防御上，也就无力从事产业规划，无力去管理和惩治出版业中各种“坏”行为。这可说是第二个重要原因。
卢：我在想，一个人犯错，心里总会不舒服。就出版从业人员而言，生产出那许多垃圾，心里就不会不舒服吗？你看看那些大码洋、低折扣书，看看那些错误百出的辞书，看看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读物。
刘：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原因：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素养的下降以及社会大环境因素。说到这里，沈昌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追忆“文革”后一大批优秀翻译作品的产生，原因之一竟是“废物利用”的结果。那时很多翻译大家、作家、学者都被打成阶级敌人，让他们做点翻译工作，“废物利用”，有时间，不出漂亮的活儿才怪呢？如今翻译差，原因之一自然有人的因素，还有就是翻译作品不作为学术成果，评不了教授、研究员。可见人的问题不单是个体的问题，到底还有一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社会不奖励为极品而工作的人。还有翻译稿酬很低，也是导致品质下降的原因之一。
我想从人的心态而言，无论读者、作者还是翻译者，是否都越来越远离一种传统？愈益急躁，想发财想出名，本应取之有道，现在却顾不上了！记得小时候，直到大学毕业的年代，作品印成铅字作者有神圣感，外人也羡慕，现在可好，你还能见到不会写书的人吗？过去虽然印刷技术不如今天，在制作的其它方面却都十分认真，差错率极低。
文化是神圣的，是有传统的，如今却是一个文化产业化、知识大众化的年代。精神的高尚正在被金钱的庸俗所取代。就拿学术书籍来说，其中亦有一半是垃圾！
所以，由上面谈到的几点，最后或可推出问题的一个社会文化大背景原因。但愿在转型期完成之后，社会不再鼓励粗制滥造，有品位的产品应得到嘉奖。
卢：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书商也参加了粗制滥造的队伍，生产无流程，无标准。
刘：为什么民营出版商无流程、无标准，因为流程和标准意味着成本，而在一个垄断行业，如此意味着无法获取利润。而公权掌握者的心态是：只要不危及统治和稳定，其它都是小问题，或者说都无暇顾及。而且，即使出了问题，一般可以用金钱“摆平”，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容易成为行业坏行为的合谋者。
卢：可否举出例子？
刘：几乎所有问题都可用钱来“摆平”。没法举例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到“有问题”的书出版后遭查禁，小到买卖书号。为什么这种腐败在其它行业被广泛曝光，在出版业却无媒体曝光？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行业垄断、意识形态控制加上畸形的市场化，导致了出版业的许多怪现象，影响了出版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健康发展。说得再重一点，种种行为正在毁我民族文化大厦的基石，后人总有一天要算这个账。
卢：算是你一家之言吧。
刊于《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