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11
中关村开始的“新革命”——读《中国的新革命》
凌志军的新书，很考验读者的智力和耐心。
如果凌的新作以以下两种方式任何一种处理，都要比现在呈现的样式更易被读者接受甚至喜爱。其一，大量压缩，从现在的45万字压到30万字以内；其二，再增加15－20万字，分上下两卷出版。正是这不上不下、将45万字容在一卷的状况，无疑对读者的耐性构成挑战。压缩的策略并非技术性的，增加篇幅更有充分理由。如果仅仅写中关村“IT史”，即使放在更宏阔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30万字也足够了；但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标题，它应该是一本更大的书，既担当得起主题所涵盖的核心方面，或许更符合作者的期望——写出一本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式的作品。曼彻斯特写了40年，用去150万字，写由中关村开始的“新革命”——1980－2006，27年，花60万字，不多。
然而，《新革命》依然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比凌此前作品加在一起还要了不起，比许多同类作品了不起——因为基本见不到堪与比肩的同类作品。把它看作报告文学，显然低估了它的文献价值，它甚至不是文学，就是历史，尽管作为历史著述，还显得太稚嫩——并不是跟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比，也非与《光荣与梦想》比，甚至不是与费弗尔的《莱茵河》比，就是跟戈登的《伟大的博弈》比，也有不小的距离。《新革命》的了不起，在于它是开先河之作，小角度切入，小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大背景展开，大到整个中国和世界；在于作品力求公正，少说套话和废话，不论对创业者、管理者、看客还是消费者；特别在于它抓住了中国这次史无前例变动的命门，是革命，而非其它，尽管作者对“革命”的定义是对过往体制和观念的颠覆和破坏——小心翼翼然而多少有些保守的定义。
从中关村开始的革命，是一场必将载入史册的伟大博弈，深圳比不了，它离中心太远了，就算看得见刀光剑影，也难得闻见肉搏的血腥；上海比不了，除了官办色彩过浓，还因为它比起中关村，时间来得太晚，两者加起来使故事逊色很多……中关村的故事尚未结束，但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故事最精彩纷呈的部分，这不仅从中关村走出了新浪，还有搜狐、谷歌、百度、天涯等互联网公司的落脚，加上包括联想、微软等几乎所有世界知名IT公司的技术、产品扩张能力，从中关村开始的中国新革命的号角已然嘹亮。这一点，凌的作品显然估计不足。作品另一个尚待弥补的缺陷，是多线条展开这场革命的轨迹，比如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生活方式的等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修订版，哪怕再过10年——最多10年，否则相信有更伟大的作品出笼。
《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著.新华出版社,2007.04/38.00元
2007.04.08
躁动年代，思想斑斓
“没有放不下书桌的年代，只有安静不下来的心。”这是我早些年针对知识、思想生产状况说的一句话。适用于过去，今天依然适用，永远适用。
今天，任谁都承认我们处在极其躁动的年代，人心跟着毛糙、不安、飘浮，见怪不怪。多数知识、思想生产者心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是不争的事实。但凡事总有“例外”，一个时代因这些“例外”有了一线生机，因而被后代记住。
所谓“例外”，想说的是全部中的极少数，但不真的就那么几个。我这里谈到的两本书和它们的作者，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二。
谢谦。这位栖居四川的学者，本着把中国古典之学“通俗化”、“当代化”的愿望，编著了一册“读本”，七百余条目，近六十万言。在我看来，它是可以称为Big Book的——大书，伟大的书，都行。该册读本，首版已是九年多前，由四川人民以《国学基本知识现代诠释词典》名义推向市场。此次原封未动地重印，已北上到了出版重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化为《国学词典》。按作者的原意，该起《中国读本》才合其所当。指出这一点，盖因书名与时代有着可以讲讲的故事。我很期待有一天作者的愿望能够实现。但我觉得叫《中国古典读本》可能更卡切。
谢谦的《国学词典》大在哪儿？首先是它的神气。当然，人没神气，书怎可有神气？书有了神气，这书就是活书。写出活书可不容易。作者要吃掉多少书册，费尽多少心力，才可吐出让书鲜活（有活力）的养料。上下三千多年，横跨古典之学“文科”几乎所有重要领域，惊人流畅的现代语言表达，极深但不留痕迹的修辞功夫，该果决时绝不拖泥带水的结论、判断，将古典之学涉及的知识、思想与个人体悟水乳交融，对古典之学从发生到流变到确立到衍生到灭寂梳理得有板有眼、有头有尾、有纲有线，——所有这些，让捧读者感觉是“天兵天将”之书，是活书，是大书，是伟大的书。其次，这书有骨气。条条目目，实在而理性，不夸张，不粉饰，不妄言，不傲慢，拿得起放得下，是什么就是什么，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其三，这书有傲气。我这样说，谢谦先生很可能以为然。因为我从字里行间读出谢谦的神气，对自己著述的期许的成就感。但这傲气，以我理解，并非来自对中国古典之学的“痴情”，“单相思”，而是很彻底的责任感、使命感——无论你对中国古典之学持何种态度和立场，你首先应该知其然。这很像哲学家叶秀山对待中国文化的姿态——中国古典艺术被人讨厌，是因为将其挂在嘴边上的解说者，总是一副让人不怎么喜爱的脸，厌屋及乌。
郑也夫。也夫同时出了两本书，《抵抗通吃》和《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前者是若干文字的合集，后者是专著。“抵抗通吃”，很能体现也夫的风格和脾气，而且一剑到底，四字封喉。不多谈。《来临》，是也夫很少有的“预言性”作品，——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本来有其不确定性，但在也夫的思考、论证中，似乎很肯定。从书名，可以看出，后物欲时代之前是“物欲时代”，西方早已经历（着）了，我们还是正在进行时。要理解也夫的后物欲时代，必须理解也夫概念的“前”物欲时代，这是他全部论证的起点。“前”物欲时代，就是饥馑（挨饿）时代、匮乏时代。也夫说，人类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处在衣食有忧的状态，在物欲时代之前，人类从未解决全体从容衣食问题；正是资本、科学技术等的介入，人类（发现）第一次有了（接近全体的）丰衣足食的可能，且事实上，大部分人的确过上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成就岂止是伟大可形容得了的，也夫话里话外多次表达了这层意思。如此，也夫并不一味痛斥“物欲时代”的到来，甚至认为物欲时代为后物欲时代准备了条件。也夫这里的论证，暗合着正、反、合逻辑，他概念中的后物欲时代，是物欲时代的反动，是它的合理归宿。
后物欲时代到底有哪些特征，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也夫饱含激情地规划了它的种种眉目。我由衷赞叹的是也夫超前的嗅觉和想象力，是他的作为社会学学者专业精神，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勇敢与良知。一如也夫的许多宏论，他的后物欲时代的叙述，不能不说带有强烈郑氏色彩，但这也正是也夫学问的魅力所在。此外，我们在享受也夫引进包括社会生物学方法种种论证渠道之美的同时，还品尝到了一篇篇幅上极简约主义、而修辞文采却堪为楷模的思想文字大餐。
我们很有幸在躁动的年代，还能读到像谢谦、郑也夫两位先生这样文字畅快优美，思想斑斓多彩的作品。
《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谢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04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著.上海人民,2007.03/18.00元
2007.04.04
读不尽的赵园
赵园到底写了几本书，到头未搜罗清楚。原因无他，早期的作品错过了，所以书架上缺的，有，一定是99年前的，比如《艰难的选择》（1986），98年该书再版时，还是错过了。99年之后无论初版、再版，再未落下。
我是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读赵园的，此后是《北京：城与人》，再《红之羽》，又《寻访易堂》和《论小说十家》。此次为《制度、言论、心态》，副标题叫做“《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主题清楚而爽快。《地之子》初版错过了，今年初北大出版社“尾随”前书出了新版，略有修改。还有什么漏掉的，也只好问作者本人了。
读过《地之子》再版后记，才知道它于作者的意义——正是本书把赵园引向更远的三百多年前的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心态的探寻，一走十五年，而且至今没有归意。所以两部明清著述，应该是最显赵园功力，同时也是导致她乐而忘返的“心血之作”（赵园永远不会用这样的俗词）。
说赵园“读不尽”，有两层意思。一是她最重要的作品，难读；一是，我以为，赵的其他作品，也都是难得的好，甚至更有意思。比如《红之羽》，里面几乎所有的篇什都有意思，尤其“阅读经验”三部曲，和整个第四部分。
如果把明清研究的两部作品合为一集来读，估计多数人会死在那些纸页手里。所以建议先读《红之羽》，再读《寻访易堂》，给读明清两部大作品垫个底儿，喜欢上赵园，往下再困难，因她已是你的朋友，就有受着的理由了。回到正题再说一句。明清两部，我总觉得赵园过于“苛刻”了，尤其当我读完罗宗强先生的作品后，感觉更挥之不去。可赵园，唯其“苛刻”，刀子一样的锋刃，才更显凌厉，否则怎跺得断明清易代时那滩烂泥。不是我们有什么“明清情节”，说不透明清之际，怎可理顺近现代那些令人断气的遗憾？
因很晚才读《地之子》，比较肯定了赵园的身世——书后有作者小传，不足200字。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赵园是女性，没问，也没在意。知道后，更多了分敬意。也是这个小传，让我知道，错过的，起码还有随笔集《独语》和《窗下》。
《地之子》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01/28.00元
《制度、言论、心态》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45.00元
2007.04.02
拣尽寒枝不肯栖？——记读小枫
近年，小枫和丁丁的书越来越难读了，但不能不买，不能不读。今天只说小枫。
前几年，小枫不幸患眼疾，在国外做了手术，还算成功。医嘱回国后还要再行手术，方能“彻底”治愈。知道他回国的消息，致电广州问候。电话那头的小枫，听不出患病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跟我说，只是一只眼不能看书，要别人给读，再次手术要一两个月后。我为小枫的遭遇深感痛切，因为他的眼，如同钢琴家的手，虽然他还有脑，但小枫的眼跟脑一样重要，全因他不止靠脑思考，还要靠眼写作和实施繁重的学术组织活动。次年春，小枫相隔两年多来京——此前是每年必来一两次的，我们照例相见。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迅即判断他的眼疾给他身心留下怎样的“后患”，虽然他自己不肯承认这一点。照例，我们吃饭，喝小酒，海阔天空，主要是我问，小枫答，间或作神秘状地告诉我一些“小道”消息（评论）。往往这时，是小枫露出狐狸一面的，狡黠而童稚。每时，我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偶尔反问——其实是委婉表示不同意见。小枫当然听得出来，于是作更神秘状来转移话题。我当然也装傻，乐得看他发挥。走前，他跟我说，要完成两种或许是三种著作，比如重新翻译、注疏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他称为“王制”的；比如注疏《论语》，等等。约好下次见，喝酒，神秘告别。
望他笨重、多少有些蹒跚的背影，我唏嘘——上次还是活蹦乱跳的——哪里是岁月不饶人，分明是思考不饶人，“营生”不饶人呵。
一别两年。小枫或许来过北京，相约的见面、喝酒，是他失约，因为我不相信他忙到没时间到万圣，与我喝酒的程度。而我宁可相信他真没来过。
去年底，有机会去广东，在惠阳忙完后回深圳的路上开始跟他联系，所有的电话都打遍了，还请中大的朋友找到所里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听。我猜他外出讲学。跟小枫就这样错失广州面晤。我悻悻然是可以想见的了。
这前前后后，只听楼梯响（出书），不见人下来（错失见面）。他组织的排炮般的稿件在华夏、北京三联、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集束炸弹一样地轰鸣作响。最要紧的是“刘小枫集”十五种，落户华夏，将陆续出版。我见第一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出来，简洁而不失庄重的中绿封面，还以为看错了，拿起来又放下。原来该作第一版是北京三联出的，小（条）32开本，收在“读书文丛”。怎么就转到华夏了呢。直到《拣尽寒枝》（增订本）到货，第一时间买下，翻开看，才知道“刘小枫集”和“编修”的两种“语文读本”（古希腊和古典拉丁）被华夏一举兜在网中。乖乖，我叹，华夏够狠，主持编辑陈希米够狠。其实也不奇怪，此前小枫“搞”的两套“经典与解释”就是在华夏开的第一枪，其中“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出到现在，不时还有新品种上市（上月底到货的就有《血气与政治》和《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甚至原计划在华东师大出的尼采等人的注疏集，我看也多半转移到了华夏。加上新近在北京三联开篇的“西学源流”，已有三种问世——去年的《从黑格尔到尼采》和刚刚出炉的《论马克安：陌生上帝的福音》、《洛克<政府论>导论》，小枫野心之大，抱负之宏富，企图心之勇毅，分明已显出学术思想界超级亿万富翁的格局。
一边翻着《拣尽寒枝》，一边想着赶紧把《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买到手。说 “翻着《拣尽寒枝》”，倒不如说是把玩，把玩“拣尽寒枝”四个字。两天时间“翻”了四遍，读了若干篇，还在体会“拣尽寒枝”。为什么小枫非用这四个字？什么使得他觉得“幽人”独往来，“寒枝”不肯栖？可他首篇“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多像宣言，让人听得见倔强而铿锵的咬牙声？看样子他很想选择“寂寞沙洲冷”的日子过活，又如何“有恨无人省”了？东坡当年遭贬谪，栖居黄州定惠院，为无奈也者；小枫“移驾”岭南，全然主动所为。再仔细想，似有所悟。这些年，南北两地学界常有人“攻击”小枫的做法，无外两点：一是小枫打着解释经典的幌子，随意解释经典，且指责别人瞎解释经典，一是引进的一些“经典”根本算不上经典，“刘氏经典”而已。我们用不着检视两种说法是真是假，在多大程度上击中小枫阿里什么之踵，只当是对小枫提的醒儿好啦。可我与小枫有些私谊，每听到有人当面跟我这么讲，总免不了“替”小枫护“长”护“短”。我想，小枫不是听不到关于他工作种种说法的。他的“拣尽寒枝”，也多少是冲着那些议论来的吧。
不管坊间如何议论小枫的治学和工作，我觉得，他仍然是中国当今最重要的也许只那么六七八几位称得上思想家中的一位，而且应该排在前三的，运气好，或能排在首位。不信，请告诉我中生代学者（思想家）中，有谁可编辑出版15卷本的著述，且涉及主题从美学、神学直到社会思想、政治哲学乃至学不堪言的古希腊、古典拉丁语文课本？没有了。
我以为，小枫一定该把许多议论当作善意批评的，即使有不那么善意的声音，也当作对自己有不小激励作用的“恶作剧”，不一定非得用“拣尽寒枝”的办法回应吧。小枫不自己也说“无论新文旧文，都满纸陈旧感。”你们一代的历史感觉，“就像怀里揣着的一张纸色已然发黄的老照片”？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1/29.00元
《拣尽寒枝》（增订本）/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3.第一次印刷/29.00元
2007.03.29
自爱者天助 ——读《富国陷阱》
这是韩裔学者Ha-Joon
Chang（张夏准）的第一部专著，发表于2002年，03、04连续重印，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中文简体字版是根据04年重印本翻译的。2003年Chang又发表《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国家角色》，使这位毕业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年轻学者获得新的荣誉。
本书的英文原书名为：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直译为“踢开梯子：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中译名却为《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我不觉得中文书名的翻译，是本着翻译第一要义“信”而来的。它对读者有明显的误导。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后发国家发展战略选择过程中，确有西方（富国）阴谋，是否把所有发展中失误的责任推给西方（富国），很值得质疑、反思。
Chang在书中的确“揭露”了西方（富国）给后发国家出主意时，犯下自说自话，甚至“别有用心”的毛病，但说他是站在后发国家立场上说话，不准确。Chang博士用了许多篇幅论证了英、法、德、美等国家，甚至瑞典、比、荷、瑞士这样的“小国”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成熟后的制度，使它们走向富裕（或因而发达）的。这等于什么都没说。现在我们购买电脑，选择的“双核”，却是从286那里来的。Chang说的比较严重的意思，大概是，在后发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西方（富国）却开出“成熟”后的制度药方，结果把后者搞得苦不堪言，比如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这简直就是屁话了。告诉后发国家，“286还是最好的，你们发展IT产业应从286开始”，不是屁话是什么？至于说在向后发国家“推销”从现状过渡到“最好”的主意、方案，西方（富国）是否耍了猫腻，有意把后发国家引到邪路上去，在Chang博士书中一时还找不到如此弱智的论述。
把自己发展中的毛病、失败的责任归咎别人，这都是哪个年月的小儿科做法？Chang博士书中的确埋怨了西方（富国）的不厚道，但决没说那是什么富国设下的“陷阱”。如果真都是陷阱，那后发国家比如说中国吧，选择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包括WTO，不是白痴么？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决然选择“与狼共舞”，说明中国的民众和政府都懂得一个“自爱者天助”的道理，并努力实践之。
《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英]张夏准著，肖炼等译.社科文献，2007.1/
35.00元
2007.03.24
史上的禁书（一）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去年年中推出《禁书100:世界文学作品查禁史》，原书名为“100
Banned Books:Censorship Hist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出自美国几位作者之手，原版出版时间为1999年。
本书分四个部分，计：“因政治原因被查禁的作品”、“因宗教原因被查禁的作品”、“因性的原因被查禁的作品”和“因社会原因被查禁的作品”。
本书写作者之一的Dawn
B.Sova，将此书献给了他的儿子，“以及所有希望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年轻人”。主编Nicholas J.Karolides的献词是那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写到，“感谢他们渊博的知识和毫无保留的帮助，以及为自由地探寻真理献身的精神”。
作者们引用了马修·廷德尔的名言：“没有出版自由的地方，不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没有自由可言。”
以下是因政治原因被禁的25部作品：
*《西线无战事》、《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动物庄园》、*《论出版自由》、《黑孩子》、《伯格的女儿》、《适当的间隔》、*《日瓦格医生》、*《愤怒的葡萄》、**《古拉格群岛》、《二十世纪的恶作剧》、《我是奶酪》、《疯马的精神》、《约翰尼拿起枪》、《自由的土地——美国历史》、*《共产党宣言》、
**《我的奋斗》、*《一九八四》、*《君主论》、*《人的权利》、《五号屠宰场：或孩子们的圣战——与死亡共舞》、*《抓间谍的人》、《丑陋的美国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美越关系：1945－1967》。
据我所知，上述25部作品中，以中文简体字正式出版的有13部，其中2部为内部发行（书名前带一个星号的表示公开出版，两个星号的为内部出版）。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请大家纠正和补充。
书中有关于被查禁图书详细的著录项目和查禁理由，我在此不一一抄列。
我所知道的图书中，最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被查禁。原来，事情发生在1559年，尽管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首肯该书出版，可马基雅维利的所有著作还是列入保罗四世的禁书目录。关于《君主论》，书中还讲了两个小插曲，一是墨索里尼如何喜欢该书，并大力宣传该书；一是古巴的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政权后，一家报纸报道说，卡斯特罗将该书列入其“革命”书目。《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查禁，也很蹊跷。从该书的查禁史中，我们多少能体会到当年美国南北各方废奴斗争的困难和激烈程度。
《禁书100：世界文学作品查禁史》[美]卡罗利德斯等著，余莉等译.国际文化,2006.5/46.00元
《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世界文学史上的书报审查制度》[美]卡罗里德斯等著，张秀琴等译.中信出版社,2006.6/58.00元
2007.03.22
正规而又自由的政府基础——围绕《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英国崛起》展开的阅读
如同我们探求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从晚清到清中叶再到晚明、明中叶的思考线路相仿，对西方近代兴起的原因的溯源，不可避免地要追到英国，它的工业革命，再向前到它的光荣革命之前，直到1066年的诺曼底的威廉对英格兰的“入侵”。更有甚者，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大会”。魏建国先生的《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英国的崛起》，就是从“诺曼征服”开始故事叙述的。早些出版的孟广林先生的《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人民/2002）的副标题干脆用的就是“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不过，魏走的是“宪政主义”学术路数，而孟恰恰是从反思该路数、乃至相当程度否定该学术取向出发展开论述的。阎照祥先生的《英国史》（人民/2003），虽说是一本简明读物，但他长期游走于该领域，有自己的见解，仔细读来，像是做了“骑墙派”。国外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大家布洛赫，有商务版的《封建社会》（2004）为证，是阎派的支持者。魏先生立论的主要依据，跟法国史学耆宿基佐和英国左派名家佩里•安德森一路，所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商务/1998）、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2001）自然成了作品的主要参考书。可魏氏的叙述基调却与安德森大相径庭。相反，孟先生走纯学术路子，所用材料之丰富，暗地里怀抱的期许之高，包括遣词造句看似小心翼翼，但时时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警灯”，却又与安德森立场款曲暗通。
争议的核心，一是作为主要财产的土地的归属制度，二是王权的地位，三是法律（司法）的功能。所以阅读南开大学沈汉教授的《英国土地制度》（学林/2005）、欧陆法律史家冯•卡内冈的《英国普通法的诞生》（政法大学/2003）、美国法律史名家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大百科/1993）等著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但说实话，以上都不是我此文关心的中心问题。英国宪政的发生学研究，还是留给学者们的“油灯”吧。
回到魏先生的著作，其中谈到的两点让我兴味不已。一是“王在法下”——这决不是魏的创造，此前这四个字及其表达的意思被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说归说，具体到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可是大有嚼头，完全天上人间啦。魏顺着这四个字向前捋，不离“宪政主义”思路，给出的脉络是清晰的——“法”源自自然、习惯，“王”只是其中之一员，所以不能不“在下”也。其二，是对标题所示的“正规而又自由的政府的基础”的破题。答案是：明晰的财产制度。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不是魏的发明。说到这儿，我向读者郑重推荐一本新近的出版物，斯蒂芬•芒泽的《财产理论》（北京大学/2006），特别注意第二、六和十二章。
《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英国崛起》魏建国著, 法律出版社,2006.12/22.00元
2007.03.14
绕不过去的德·索托——读《另一条道路》
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发表于1986年，三年后企鹅公司出了英文版，21年后，中文简体字版由华夏出版社正式推出。
比该书影响更大的，是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该书2000年英文版问世后，次年便有了王晓冬的中译本（江苏人民/2001），收入“汉译大众精品文库”；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收入“现代思想译丛”。今年初，华夏出版社请于海生重译该书，收入“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一本秘鲁人写的经济学著作几年内在中国大陆遇此殊荣，恐怕极为少见。
当德•索托发表《另一条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改、开、搞”才起步几年，价格“闯关”正酝酿之中。1989年英文版问世的时候，正遇到中国转型时期一次重大的事件，错过德•索托并不奇怪。然而，这一错过，一错便是18年，即使扣除《资本的秘密》出版以来的6年，也错过了12年。这12年中，所有该发生了都可能发生了，再也无可能从头再来。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因为德•索托如此重要，我甚至认为，这种遗憾的范围要比经济学界大的多得多。
《另一条道路》讲的是“另一条道路”，直接针对大学教授古兹曼领导的“光辉道路”，这一南美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恐怖组织的政纲和意识形态。“光辉道路”奉行“革命”理论，以武装斗争为夺取秘鲁统治权的最高手段。最多时拥有八万军队，在全国范围内高喊打土豪分田地，把帝国主义赶出秘鲁的口号，以图争取“受苦受难”的民众的支持。最后，这股不可一世的力量衰败到只剩下250人的强盗匪帮。除了政府军的打击和围剿，导致“光辉道路”走向灭亡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德•索托的思想，来自《另一条道路》。德•索托用晓白、甚至浅显得谁都能听懂的叙述，告诉秘鲁人民，“光辉道路”之外另有一条道路，于改善生活状况踏实、有效，理性、自由而充满创造的快乐，用不着拿着枪炮去杀人越货就能过上满意的日子。不仅当局听进去德•索托的意见，越来越多的民众听到了，听懂了德•索托的声音。结果古兹曼完蛋了。可以说，“光辉道路”的失败，就是德•索托的胜利。所以古兹曼仇恨德•索托，情有可原。可惜古兹曼策划的多次针对德•索托的爆炸，都失败了，在失败的爆炸声中，德•索托的名声如日中天，他自己却成了十足的历史小丑。
如果反思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检省改革、开放的得失，德•索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已经错过德•索托太长的时间，希望再也别绕开他，而自说自话。
《另一条道路》[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著,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2/38.00元
2007.03.07
见正的奇迹——读《正见：佛陀的证悟》
常有的体会是，一件“事”尽管我们想过很久，甚至认真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献（文字、文章），可还是有两张皮的感觉，你想归想，它还是它。但因了某种契机，这种状况会被突然改变，你此前的想终究没白想，它走进了你的精神或思想的世界，只有这时，你对它的理解才真正开始。宗萨仁波切的《正见》，对于你想过的关于佛、佛教、信仰等等，可能就是一个契机。
你看仁波切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佛陀不是天上的神。他是个凡人。”13个字，可能就把你抓的牢牢的。对于不怎么“信邪”的人，佛陀本人的不要崇拜个人，要崇拜此人教导的智慧的言说，会更有吸引力。而对于那些有自己哲学定见的人，作者告诉说，佛教既非宗教亦非神学，是否可以让其俯下眼光，甚至俯下身段儿，听听佛陀说了些什么，看看这既非宗教亦非神学的又如何有着如此广阔而深厚的理论化和宗教化倾向。宗萨仁波切带着阐释佛陀“正见”意义的心态，却首先给读者（我）上了一堂课，试图让读者（我）理解什么是“正见”以及体会正见的奇迹。
宗萨仁波切的《正见》，你可以当作佛教入门书，当作人生进阶课本，当作宗教哲学读物，当作优美的随笔作品，当作简明易懂的学术著作，来读，只是不要把它当作佛教劝诫书来读便可以。
全书围绕佛陀讲的著名的“四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分四章展开叙述和论证。四法印，就是佛陀出家证悟的最高结果，因而可以看作佛教关于人生、世界的哲学。它们不是隐谕，也不是教令或圣戒，甚至“没有任何道德性或仪式性的内容”，却是“根据智慧而来的实际真理”。
宗萨仁波切在早些时间出版的《佛教的见地与修道》一书中，谈到了见地是如何决定我们的动机与行为，因而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我理解，正见，是正确的见地，即使你不信佛，它们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正确的见地，是一切奇迹产生的基础。
《正见：佛陀的证悟》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著,姚仁喜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1/25.00元
2007.02.23
谁能为人类的生命带来福祉——读奥斯勒《生活之道》
对标题一问，希腊哲学家Prodicus的回答是：就是神。远离宗教信仰的人们或许不同意Prodicus的意见。但最可能的答案是什么？现代临床医学最伟大的探索者和领路人William
Osler（威廉•奥斯勒）穷一生之力寻找答案，我相信，他找到了。
Osler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世界在做迈向现代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他生于1849年，活到七十岁，一战结束后第二年倒数第二天离开人世。就像所有历史的奠基人一样，Osler为现代临床医学奠定的原则、思想与信念，至今仍被后生们奉为圭臬，被不断重复、坚守和丰富着。由此可以窥见，一代一代人的心性是怎样被塑造着——塑造者的心灵品质有多么地重要。
本书由20篇演讲组成，来源于麦高文和罗兰编辑的《威廉•奥斯勒文集》、《宁静及其他》和《威廉•奥斯勒医师文选》三部作品。他演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和教师，但所谈内容极其广泛，从为人、为学、为师、为医，谈到社会、文明和政治治理之道。即使谈为人、学、师、医之道，他也远远超越了专业的局限，眼界所及，俨然一位哲学家、牧师和圣贤。下面一段话出自“老师与学生”一篇：“……如果你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一份崇高神圣的使命糟蹋成一门卑劣的生意，把你们的同胞当成从多交易的工具，一心只想着致富，你们定可以如愿以偿；但如此一来，你们也就卖掉了一份高贵的遗产，毁掉了医师为人类之友这个始终维持得很好的名衔，也就扭曲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与受人尊敬的行业。”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他大声疾呼，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使命而非行业，所以要求“用心如同用脑”。
2400年前，古希腊有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精髓是医师必须以爱心对待每一位病人（站在病人的立场，一视同仁地对待病人）。将近400年前，有Osler崇敬的托马斯•布朗爵士在《医师的宗教》中重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精神传统。100年前，Osler以布朗为榜样，毕生践履他的遗言。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了日本人日野原重明和仁木久惠用二十余年的时间整理、编辑的Osler这本演讲集（英文），和台湾的中国人杨义明、王英明策划，邓伯宸翻译的《生活之道》，他们/她们都是Osler的再传弟子，继承着Osler的衣钵。
是谁为人类的生命带来福祉？请读Osler的《生活之道》。
《生活之道》[英]威廉•奥斯勒著.广西师大,2007.2/39.60元
2007.02.14
张学良的功罪——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
这是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话题，但又不能不谈，常谈未必常新。此话题有相当的难度，随便碰碰，意思不大，不随便碰碰，有几方面的风险。虽然可倚赖做出判断的资料陆续发现了一些，但史料不足仍是明显的，关键史料有待公布，或许有些第一手资料永无见天日的机会——根本就不存在了；时机上也有些风险，不该说的时候说了，即使是学术研究，恐怕也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立场的风险就更不用说了，同样的史料因解读立场不同，结论可以是南辕北辙。《新探》作者杨奎松先生，对这样一个题目进行风险投资，效果怎样呢？我以为，接近盈利水平，但离上市还有距离——这距离已非作者靠努力所能为之的了。所以，《新探》是里程碑式作品，无可置疑。
研究西安事变，有几个关键问题没法绕过去。比如说，张学良是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事变背后的操盘手到底是谁？退出江西根据地的红军，为何向北向北再向北？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等等。杨著不例外，这些问题是其说理的核心。
杨著新探之一，便是紧紧抓住中共北上战略的真实意图，力求从此进入，打开理解西安事变的秘密通道。杨是成功的。杨著的另一值得称道的结论，是关于张是否加入中共的分析、推理和判断。他的张未正式加入中共的结论，基本可信。但关于张的态度倾向，论证不足。何秉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则关于张学良亲共、他亲历的史实，就特别值得注意。中共不惜一切代价北上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杨的回答非常可信，跟抗日关系不大，跟苏联接轨才是历史的真相。上述毛泽东的那句话，被杨重新挖掘出来，意义颇大，给人进一步思考中共革命的来龙去脉留下不少想像的空间。即使撇开别的因素不谈，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大体可以证明，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上，是可以与所有重要转折性事件相比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事件。
杨著新探的另一个开人眼界的研究，是给出了西路军挺进大西北，到最后全军覆没秘密的部分合理解释。杨比较肯定地指出了西北军使命与毛的向北战略关系密切，西北战略的核心是接通苏联路线。但杨只能止步于此。是谓遗憾。
我以为，张学良到死也未说出事件真相的关键节点，把谜留给后人的同时，也为自己未来盖棺论定留下余地。如果后人再想跨过杨的研究，在该题目上做出文章，这里便是一个起步的选择。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杨奎松著.江苏人民,
2006.11/30.00元
2007.02.07
知识淡出，剩下的是什么
无论就其内容（包括译文质量）分量，还是篇幅的厚重程度（94万字），由两位美国作者，一位中文译者共同完成的《艺术：让人成为人》，都可担的起“最伟大的人文学教科书”这一称号。本书原名为The
Art Of Being Man，直译为“人之为人的艺术”，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之道”。作者在此使用Man，让我想起印度神学家雷蒙•潘尼卡在The
Fullness Of Man（中译《人的圆满》/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一书中坚持使用Man，而不是Human，Human bing，Humanity，或Humankind（人类）的情景。潘尼卡使用Man，当然包括男人和女人。《艺术》的作者在此使用Man，意思与潘尼卡如出一辙，他们/她们强调的正是世间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而非笼统的男女不分的“人类”，他们/她们的“为人之道”。
在书的末尾，译者舒予引用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三色”系列《蓝》中的一段“救世绝唱”，这里全文照录：
即使我拥有天使般的嗓音
如果我没有爱
我就像是一个空心铜管乐器
即使我有预言的天赋
而且能解释所有的玄机
还有所有的知识
即使我有足够的信念
去把最高大的山峰移开
如果我没有爱
我什么都没有
爱需要耐心
爱需要善心
它可以容忍一切
它给予希望
爱永远都不会坠落
预言也有落空的时候
语言总是不休止的
知识会慢慢淡去
现在我们需要忍受……
而其中最伟大的
那就是爱
在《经济学与人类行为》这篇传世的文献中，弗兰克•奈特在论述旧体系向新体系转型什么是最可依靠的，写下这样一句名言：“群体的最终基础是道义与情感，而不是知识。”（《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2007）道义与情感的基础正是爱本身。《艺术》的两位作者，在他们/她们的全部叙述中，围绕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艺术，其谜底不也正是爱么？
人之为人之道，就是爱。而人进阶公民之道，是基于爱的理性，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两个基点都建立起来的时候，Man才是完整的，其生命才能呈现出神性、道德、幸福、自由的光芒。《艺术》的作者向我们不断提醒的，就是译者总结的那句动人的话语，寻求为人之道的全部努力，正是为了“告慰良知的乡愁”。
《艺术：让人成为人》[美]理查德等著,舒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72.00元
2007.01.31
工作光荣——读郝明义《工作DNA》的感想
如果我说，工作着是幸福的，多半人会对之报以嘲笑，以为我不是矫情便是上海人说的“猪头”或北京人说的“贰佰伍”。对，我不但要说“工作着是幸福的”，我还要进一步强调，“工作光荣”。
从来就讨厌满天满地的“励志”读物，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两代年轻人被这些只顾赚钱而不论是非的励志书给搞坏了。这些坏的励志书，第一波教人如何当将军，因为拿破仑说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第二波教人怎么当SB（读者饶恕，真没有更好的替代词儿了），说好听点是教人当好工具，螺丝钉、改锥、大头针，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工作者、劳动者。现实的结果不难想象，99％的人当不了将军，事实上，差不多同比例的人，也当不了工具。于是乎，我们这个什么都匮乏只不缺人的社会，眼下最最稀缺的正是人，MBA、EMBA等教科书中叫做“人力资源”的。根本用不着拿显微镜，稍微仔细瞥一眼，就会发现，我们不缺的是人口，缺的是劳动者。我们只告诉年轻人要从小树立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却从不教人如何自食其力，工作光荣。
郝明义先生的《工作DNA》首先是一副解毒剂。郝先生前言的标题，“从一个想当皇帝的年轻人谈起”，就是我给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更精彩，如果讲给郝先生，不知道他会如何反应。1995年夏，有一位小伙子应聘来书店工作。一天早晨，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拿着抹布是先擦阅读桌的脚儿，后擦桌面。当时我也“年轻”，几乎暴跳如雷般地冲到他面前，叫着，“是谁教你先擦桌脚儿后擦桌面的？！”谁也猜不到他是怎样回答我的，他说“我从没擦过桌子。”呜呼。事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你二十的大小伙子，在家都干些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干，都是我妈干。我说，那你回家吧，这里没有你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先擦桌腿儿后擦桌面”的格局毫无改变不说，更上层楼了。每每想起这些事儿，我生完气，接下去是悲哀，再则是无限的同情和怜悯。我替那些年轻人不平，替我们这个民族伤心。是谁教会他们先擦桌腿儿后擦桌面的？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我敢肯定，眼下在一般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不少数想的是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一夜发财，坐以待“币”的美梦。他们讨厌工作，很少想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何谈工作中的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美德。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连起码的劳动热情、技能都丧失殆尽，还侈谈什么大国崛起，那才是真正的笑话、猪头、250吧。
现代化了的或过程中的人，之所以称为人，起码有两个要件，一是，他们/她们应该是好的劳动者，一是，他们/她们应该是好公民。后者不谈。单说这好的劳动者，简单又不简单。说简单，是因为动物也都有生存的本领，被叫做人的，也该必须有，否则连动物都不如。说不简单，是因为人这个物种有些特别，他/她生来不止为了生存一个目标；他/她处在社会关系当中；古今中外有很多的示范，示范什么？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一夜发财，坐以待“币”。况且教科书（包括各色励志书）还那样地教他们/她们。很多时候，“热爱劳动”不止是口号，其骨子里是教人如何当好奴隶。你看，关于一个个体为什么要劳动的浅显道理，家长耻谈、学校耻谈、社会耻谈。为什么？劳动可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而优则仕。都讲的是，人要当官儿。当不了官儿，皆可耻。连经商赚钱都可耻。那些夫子未被解透之言，胡乱在一代代人的心理发酵，当被翻译成现代的“革命”语言，更是让每一个受其教育的年轻个体，深知当一个劳动者是多么地可耻。更可恶，我们的学校，大大小小，高高低低，至今灌输的依然是这个“道理”。让年轻人承担后果，殊不公平。
郝先生书中讲的一个道理，可拿来使用，就是年轻人要自救。工作的重要性，郝先生以一个人一生要把多少时间投在工作中为例，已讲透了道理。他进而提示年轻人如何对待工作，用了找心爱之人作例，甚是恰当。他说，当你找心爱之人，是否事先设定他/她要有钱，又要漂亮、帅气？如此，哪还会有“心爱”？世上或许有有钱又漂亮、帅气的一对人儿各自以对方为心爱，但可遇不可求。当然不能作为找心爱的标准。找心爱的工作如出一辙。其中的道理都被郝先生讲完了，且讲得更好。这只是一例。书中满篇都是这样对年轻人有启迪的例子和不以讲道理出发的道理，所以可以亲近，可以拿来使用。据我所知，郝先生的“道理”多数是他工作生涯二十余年的心得体会，而非引经据典，人云亦云，所以尤显珍贵。他所谈的关于工作的所有方面，其实指向只一个，工作光荣。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为《中国图书评论》写过一篇文字，谈了我读《工作DNA》的感受，抄在下面，作为此篇读书感想的结尾之结尾：“《工作DNA》，你无法将其归入任何图书类别，它是一位男子汉对工作的宣言，是一位待工作有如生命的人的人生宪章，是一位出入江湖的‘大哥’为自己‘立此存照’的座右铭，是一位残障者代表族群挥向逃避、懦弱的金箍棒。每一篇小文，字字珠玑，砸向心田，铿锵有声。关于选择、刻苦、时机、念头、平和、反击，乃至爱情、友谊和痛苦不堪，都有郝氏之见与心得，拿来与人分享，不仅需要勇气，更要心智的发达和有容。书中有专文讲到时间送给郝先生的‘神秘礼物’，而《工作DNA》于我，则是新年前得到的最珍贵的礼包。”
谢谢郝先生。
《工作DNA：鸟、骆驼和鲸鱼的故事》郝明义著.海南出版公司,2007.1/23.80元
2007.01.30
日本之所以这日本
向读者介绍日本人日野强的《伊犁纪行》，我有些急不可耐，心情也颇复杂。
这本旅行札记记录的是整整100年前日野强的所见、所闻、所测、所感、所思，甚至有他对中国文化“坠地”的内心呼喊与悲鸣。
此公非一般旅行者。此公是日本军部的，称他间谍、军情特工，都可以。此公亦非一般的军人，否则《纪行》的可读性将大打折扣。日野强不能说深谙中国文化到多少，但其这方面的功力绝不能小觑，他会用中文流利地吟诗作赋。如果仅此，《纪行》的价值高不到哪儿去。日野强还是个有政治头脑，甚至有强大思考力的人。三种身份加诸一人，军情特工、中国文化通、政治－思想者，其作品的吸引力还用说么？小文的标题选择，也有些用意，“日本之所以为日本”，其实暗含了“中国为何是中国”的意思。不过这可理解为是对应100年前的情状。
日野强的伊犁之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日本与列强争夺中国霸权，对中国北方进行实地考察加勘探。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收局，日本由此彻底崛起为世界级强国，如何与世界级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对垒，是摆在日本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日野强的伊犁之行正基于此一大背景。你看到，这时的日本，其视野已然越过中国的东北。就在战胜俄国的一刻，他们已将目光投到未来可能与俄国或其他什么列强在中国广袤的北方不可避免的一战上。我们抛开所有作价值判断的包袱，从这里可看到，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秘密通道。不仅如此，让我们回到日野强伊犁“旅行”的个案和细节上来，期间所展现的个体的品质——意志力、信念、心细如丝、机警，甚至人文情怀，等等，真叫人叹为观止；而他的所谓记录，哪里是什么游记，这大概是世界上仅存的无法归类的文字作品了吧。所有你能想象的，可能与战争、政治统治有关的信息都包含在里面了。我从中看到了什么？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密码。还是读者自己看吧。
《伊犁纪行》[日]日野强著,华立译.黑龙江教育,2006.9/64.50元
2007.01.23
良心反抗暴力
在《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中，作者张玉书先生在叙述茨威格为纳粹上台叫好时，委婉地替其开脱，认为他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还认识不足”。其实，张先生没必要为尊者讳。当年茨威格接受卢那查尔斯基邀请访苏时，他敬仰的罗曼•罗兰就提出强烈异议，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也不止耳闻。此后茨威格游历意大利，亲眼目睹墨索里尼黑衫党在街头的所作所为，也因之对法西斯有了警惕。即使回到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境，茨威格的反应也不能说是认识上的不足。小他很多的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在他发表《对迟缓的反抗》后，就直言批评他“大错特错”。张先生对茨威格的辩护并未因此而结束，多次强调了茨威格对希特勒暴政的“预感”。翻开史书，他哪里是什么预感。分明是他的犹太血统，以及他作品遭禁，还有许许多多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遭排斥流亡的现实，才使得茨威格大为震动，重新俭省自己的立场。
但茨威格到底是茨威格。他一旦清醒，便义无反顾，拿起笔，为良知的自由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公开宣战。他首先唤醒了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通过撰写《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张扬人文主义者坚持人道主义、反对暴力、反对野蛮、但对践踏人性的基本道德立场。此后他又创作了《卡斯特利奥反抗加尔文》，完成了他自己“良心反抗暴力”的转变。张先生对茨威格这一转变的背景分析尤其精彩：“人们如不战胜自己的内心，绝谈不上反抗他们头上的敌人。于是巨人被迫成为侏儒，勇士也堕落成为懦夫。恐怖麻痹了人们的反抗意识，也破坏了相互之间的团结意识。人人自危，都缩着脖子希冀能够由于自己弯腰低头或者通过揭发别人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或者忠诚，而能幸免于难，因而精神低下。”我以为，这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张玉书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39.00元
2007.01.22
“人文”何以寻求
1984年，林同奇先生去国，至今二十余年。林先生将其二十多年的思考成果结集出版，起名《人文寻求录》，仅这书名，便叫人感慨万千。“人文”何以“寻求”？分明是“人文”之脉断裂了，是否找得回来，只有天知道吧。林先生还在寻求，说明他并未死心，还怀着渺渺一丝希望，碧落黄泉，上下求索，所以读林先生的文字，你能听得见他小心翼翼、开山凿石的敲击声，常常令人心颤。
贤人道，古之为学者为己，今之为学者为人。套在林同奇先生身上，都对。去国二十余年的人文寻求之路，林先生首先是为人，其次为己。为人为谁？当然是他念念不忘的所去之国。这是中国现代士大夫的可爱可敬之处。何以去国寻求呢？礼失求诸野。野者何？海外也。林先生也做为己的文章。这个“为己”诚为可贵，信徒一般——因为有迷惑、有怀疑，甚至还有对抚平1948年破灭了的“探索思想之梦”“余痛”的向往与企图。林先生本有机会提早37年赴伯克利或哈佛大学读书，但他听从了哥哥林同济的召唤，留在上海帮助哥哥筹建、董理“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由银行家陈光甫出资支持）。人生有时就是如此不堪回首，这一“错失”，注定了一位冥思者37年的悲剧，他的所有梦想，要到年过半百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从“自序”中我们了解到，林先生对人文的神游冥想，始于更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他的经历，很像何兆武先生《上学记》里的故事，可能是一代学思者人文寻觅之旅的典范版本。他先读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中央大学化工系，中途转学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读历史，亦不能满足他对思想、哲学的兴趣。他的幸运，是有一位当时叱咤思想界风云的哥哥林同济，“战国策派”的首领。在同济的引领下，他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奠定了思想漫游的工具基础。他51岁去国赴哈佛大学，能够迅速进入阅读、交流和冥想状态，皆与四十多年前的阅读、思考历程关系重大。相比更多人的绝望，林同奇先生最后还算幸运。可一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少年立志，此后半个多世纪不改，我们就一定能看到作品集中篇篇神思隽永的文字么？人文何以寻求，也不是没有根源的啊。
这是一条怎样的寻求之路！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林同奇先生开辟了自己追回“错失”的独特方法。在我看来，这“方法”中，有思想家史华慈的清晰影响，便是“大问题意识”和对有关人的一切的“关切”。一个人文主义者，最怕丧失掉心灵的内外关照能力和激情。51岁去国的林同奇先生，心灵上一定葆有少年的纯净。在林先生分析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大陆民间思想兴起、演变的长长文字中，折射出了这种纯净，得出八十年代思想群体的共同寻求，就是“它的目光始终盯在人的身上”的结论。林先生以少有很肯定的语气说，共同的寻求，“是对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的独立存在的寻求，包括对人的内在价值、尊严、自主自立和权利的寻求，”“是对人所具有的特点或结构的寻求，即在人发现自己的独立存在之后，进而力求探索这个存在究竟是什么，”“是对充分实现人的内在价值的寻求，”以期实现“人终必回归到文化的怀抱”之目标。与其说这是林先生的结论，不如说是他的期许。怀着这样的期许，他非同寻常地游走在伟大的学思者之间，请教史华慈，走访普特南，与怀特、李泽厚、金观涛对话。他甚至开起了一个人主持的中西思想家圆桌会议，把牟宗三与史华慈拉在一起，对话孟子；与柯文神交，数度讨论“在中国发现历史”。他对思想家的解读方法也很独特，往往由一小段文字进入，在确定其本来意义以后，展开深入而持久的讨论。在对史华慈、卢梭、柯文甚至黄克武、李泽厚等学思者解读文字中，留下此方法强烈的印记。他深恐读错了他们，所以格外小心。这是否可以理解成进入林同奇人文寻求之路的门径呢？
进一步关注林先生的“关切”，还可翻阅《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史华慈论中国》（新星）、《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和《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
《人文寻求录》林同奇著.新星出版社,2006.10/52.00元
2007.01.16
伟大心灵的力量——读《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1931年6月，当朋霍费尔决定结束美国留学生活，返回祖国－德国的时候，命运已被内心升起的力量决定了。这一年他25岁。14年后，他死于纳粹监狱。
他返回德国的惟一目的，就是试图阻止已经打开阀门的战车。就此而言，他失败了。纳粹战车不仅发动，而且开出德国边境，狼奔豕突，碾过欧洲大地，一直狂奔到1945年。就在疯狂的战车戛然而止的一霎那，朋霍费尔被碾在轮下。直到战争结束后，家人才确切知道朋霍费尔再也回不来了。
假如没有朋霍费尔和他的“战友”的抵抗努力，我不知道战后德国如何翻过沉重而耻辱的一页，其自我救赎如何可能。事实上，朋霍费尔归圣的日子，正是德意志民族获得心灵解放的时刻。朋霍费尔们的鲜血在挽回德国尊严的同时，也向世人昭告：伟大心灵的力量，强大于钢铁之坚。
朋霍费尔有很多种办法逃脱个体的悲剧命运，如同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有许多选择躲避个人灾难一样。但俩人在生命天平上做出的抉择，是坚定地与黑暗对话。朋霍费尔说，当一辆狂奔的战车碾过人群的时候，救助死难者并非根本之道，必须设法让它停下来，尽管选择后者意味着可能付出高昂代价。朋霍费尔与苏格拉底迎面个体生命的死亡，却给珍贵人性的复苏留下一缕香火。朋霍费尔还曾耐人寻味地提醒世人，愚昧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当一群人面对黑暗、而同时选择苟且偷生的时候，这群人也杀死了自我再生的希望——不是上天让这群人死，而是这群人自甘精神流放，生不如死。
朋霍费尔留下的重要著述，翻译成汉语的有《狱中书简》和《作门徒的代价》。《书简》出版于15年前，《代价》问世也超过6年。它们并非一般的宗教读物。汉语思想界对两书少有关注。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德]蕾娜特•温德著,陈惠雅译.四川人民,2006.11/20.00元
《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1992.8/4.50元
《作门徒的代价》安希孟译.四川人民,2000.12/16.00元
2007.01.05
“社会科学”——公民教科书
按：“每周一书”，是应《新京报》之约开的专栏，2007年一整年。每周五刊出。征得编辑同意，同一天在天涯“苏里说话”中公布。首期刊出的，是我为《什么是社会科学？》一书写的简短序言。《新京报》限于篇幅，无法全文刊出。在此聊补遗憾。
我们惯常理解的“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的总称。它是学术，与普通人几不相干。西方、后来包括台湾这样的社会，与我们的理解有不同之处，“社会科学”首先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课程，作为个体由人而公民的知识进阶。别小看各自理解上这似乎不大的差别。套古人一句话，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门课程，美国人称为“Social
Science”，台湾人叫它“社会科学概论”（基础、通论），其实没什么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在人文学科和艺术给予一个学生头脑和修养之后，教会他/她面对他人、融入社会的“利器”。如此，一个个体的成长才算比较完整——由动物而人、而公民、而劳动者。
《什么是社会科学？》引我们思考两个问题。我们的学校怎么没有同样的课程；在每年出书二十几万种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为何见不到类似出版物。我认为，建设和谐社会，通向公民社会，都需要每一个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缺课的人们，应该补上这一课，因而有必要将这门课程的教科书介绍到我们这个社会里来。《什么是社会科学？》有了一个最基础的开始。
这门课程教学生什么呢？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常识。由此生发出几个向度的问题，需要每一个个体，乃至社会的治理者都清楚地了解。一，个体对自己的认识、熟悉；二，自己对另一些个体（他人）的认识、熟悉；三，个体对由若干（许多）个体组成的组织（团体、单位等）的认识、熟悉。简言之，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组织。三者构成一个无论大小的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科学”的全部意义，就是帮助个体“做好认识工作”。
看看“社会科学”一般包含哪些“利器”。书中介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它的核心，而法律学、教育学、统计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划定了它的知识半径。就已知的而言，八门“学”囊括了所有重要的个体认识自己、他人、组织的知识，并能够为每一个体打开通向公民和劳动者的大门。
全部社会科学，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个体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环境，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环境，然后进行相互间的交流、交换、交通、交往、交易，等等等等。简而言之，分清各自的利益，学习有效、互利的原则与技术，是公民的必修课。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引进，皆赖世界图书公司北京公司和后浪出版顾问公司之努力，是一次打破坚冰的尝试。犹如尼采1881年为《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写作而做的准备工作。这一引出后来一系列思考的素材起名《朝霞》。愿“社会科学”还原本来面目，成为通向公民社会的第一缕朝霞。
《社会科学是什么》(大学入门丛书)沙依仁著.世界图书,2006.12/24.00元
2006.12.27
史华慈与余英时，人类良知
这篇文字，献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仙逝七年的美国犹太人本杰明·I.史华慈（1916－1999），一位获得2006年度“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华人余英时。
两位思想家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位皆受教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其业师分别是美国中国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费正清，和中国史学一代宗师钱宾四、杨联陞；心灵上，两位有着暗通款曲的学术志向——对人类问题的“关切”，具体说，两位全身心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史华慈将中国作为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余英时“关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典型的“中国中心观”。
人文学者林同奇先生谈到史华慈时，一语道破天机：“站在作为中国思想史专家的史华慈背后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史华慈。”
Dr.Billington 在余英时获奖颁奖会上评价余，“The rare distinction of having been elected to full
professorships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undoubtedly confirms the high
esteem in which he is held. However, his actual scholarship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compared to his career
successes.”（大意：比之专业领域罕有其匹的伟绩，余英时毕生为之献身的工作对我们有着更加难以估量的启迪。）
对于有心的中国读者来说，2006年，在世界范围的思想界，是史华慈年，也是余英时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致敬。
在我看来，两位哲人思想历程的展开，其源头并非一般的“问题意识”，而是林同奇先生概括史华慈思考动力时用的“关切”这个词汇。对问题的“关切”，理性中饱含感情，较之“关怀”来的可靠，比“关心”更多信念投入。“关切”是主动的，但又是平等的，甚至有着别人之所急的意味。史、余两位思想家一生的工作，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关切”带来的图景。
史华慈1916年出生在美国，长余英时14岁。史出生的时候，正值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读书的年代，美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步入学思殿堂的时候，耗尽西方文明成果的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余的早年，是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正欲奋发有为的时代，也是导致中国历史步出世界历史正轨的中日两国一步步接近战争、并最后兵戎相向的时代。余的早年，体会得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包括决定命运的对日决战的无奈与悲壮。余中学接近毕业的时候，正是史华慈投费正清门下，中国的情况是国共和谈破裂，中华历史即将进入另一轮灾难的开始。余成年去国，1955年25岁抵达美国，就读哈佛。可以想见，余去途漫漫，回头最后的一瞥，决定了他毕生的志业方向；几乎就在同一个瞬间，史华慈受业师的启发，把全身心投入中国历史和历史中的思想家研究，毕其一生，无有回头。是中国翻天覆地的易轨，给了两位思想家起步的理由和空间。看不到这一点，无从理解史华慈和余英时。所不同者，如上文提及，中国是史华慈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却是余英时所有关切的原点和归宿。
史华慈一生有五部著述问世。转译中文者三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6/江苏人民/刘东主编）、《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同上/2004）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2006/人民大学/石仲泉
萧延中
主编）。其它两部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96）和《中国与其他》（哈佛大学/1996）。余英时著述之丰，十分罕见，多达三十余部，其中绝大部分已有中文简体字本出版（见附表）。史的三部中译作品，中文简体字本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寻求富强》。按严复的嫡亲叶文心教授的说法，史华慈的严复，缺少她记忆中的性情，这并不怪。正是在写完《毛的崛起》之后，史才觉得有必要研究严，他说，他并非想写一本严传，而是对严的关切（又是“关切－concern”！）和思想更感兴趣。最早问世的《毛的崛起》，中文简体字本出版最晚。在西方，史还是第一次将卢梭、孟子与毛拉到一起，试图勾勒一条线索，证明毛的政治实践中的道德倾向不仅有着东方源头，也有对启蒙时代思想、比如说卢梭的回应。也是为了圆满自己思考的逻辑，史在学术生涯后期回到更加悠远的中国古代，探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世界，试图进一步解释带入毛、严研究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林同齐先生把史式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以及由此牵扯出的对人类元问题的关切，称作“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今年12月中旬，云集许多世界级中国问题研究高手的会议，以纪念史华慈诞辰九十周年的名义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充满了对“史华慈式人文主义”的缅怀。同时三辉公司策划、新星出版社推出林同齐《人文寻求录》、《史华慈论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史华慈学谱》，隔行响应几代学人对伟大思想家的致敬，令人动容。
余英时获颁2006度“克鲁格奖”，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该奖的详细情况，可参阅近期若干媒体的报道。该奖地位相当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诺贝尔奖”，世所公认。如果该奖仅仅颁给学术上殊有成就的教授、专家，其影响力终归有限。余的获奖，正如上文提到，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给予世人的深刻启示。余英时已发表著述三十余部，几乎全部关涉中国，从古至今。《士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钱穆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著述，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近年，上海、北京、广西三地的出版机构，集中出版他的各种作品，使我们有机会全面了解余英时的研究，或许从中可显现出一个“余英时式的人文主义”。我们以《方以智晚节考》为例：
自1971到1985年，余英时先生用十几年的时间，再三再四考证方以智（字密之）晚年形迹和死因，力排众说，得出密之死于江西境内的惶恐滩，是自裁而非其它。全书25字，并附数万字极重要的原始资料。其行文常给人以悲愤之感，然心迹亦昭昭然也。
方以智为明清易代时人，明代遗民。1611年，利玛窦去世的第二年，方以智诞生。甲申年（1644），闯王陷北京，崇祯帝死，明亡，密之时年33岁。此后为逃大顺政权和清政府的高官厚禄，从南到北，颠沛流离，一度在永历帝的小朝廷中做官，53岁披缁入庐陵县青原寺。1671年3月因涉案于泰和（一说吉州）被捕入狱，同年10月7日，在解往粤地、途经万安惶恐滩时（投水）自尽。明清易代，殉明事件无可胜数，而密之死于明亡后27年，即使是自裁，也只是千百殉难事件之余响，何故余英时先生如此用力考证其死因？1671－1971，发300年未发之覆？
很自然地，我们想到了陈寅恪师的《柳如是别传》。也很自然地，我们想到了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不止如此。史载，明成祖朱棣篡位时，密之先祖方伯通亦因不附，投望江而殁。在先，南宋抗金名将文天祥，于海丰兵败、被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曾留下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千古绝唱，四年后，在北京从容就义。在《王观堂挽词并序》中陈寅恪师曾说，当一种文化极衰而被此一文化所化之人，化之愈深而感之愈痛，“劫尽变穷”，“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师进一步发挥：“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关一朝一姓之兴亡。无独有偶，于增订版自序中余先生说：“密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于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致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密之之死节考，考的不正是古人先贤之心曲、心迹，惟此心曲、心迹才是一种文化世代得以相传之真谛，而三百年后，此一灵魂已丧失殆尽？这又让我们想到阳明学兴起之背景。明代后期，世风愈下，士习日骞，阳明先生以为欲救时弊惟从匡正士习开始，遂发奋求道，成阳明之学。呜呼，三百年后，神州赤地何处见得思想者之拯世情怀？当此时，我们寻觅先贤遗迹，追忆先贤心曲，或可疗伤。
有些伟大的思想家，并不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无论东方的儒宗孔子还是西方大哲苏格拉底。孔子还开堂设讲，苏格拉底干脆把教坛搬到街头巷尾。但他们的遗泽，被及千秋万代。我猜想，史华慈和余英时，都是秉人类先哲之衣钵，又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开出一片广袤无垠的天地，他们的伟大心智的思想之果，不也是后辈学人求之不得的甘饴？人类良知，此之谓也。
《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编,新星出版社,2006.11/52.00元
2006.12.09
穹乡三少的故事
穹乡三少的故事，是周昌义在《江湖往事》中讲述的。提醒大家，心力不逮者，勿听、勿看。太血腥了。
三少中的“老大”，大名叫穹小，小名小屁孩儿，是穹大的弟弟，穹大死后，他成了真正的孤儿，他没得牵挂，倒是有不少人牵挂他——他有人缘，尤其有女人缘。几个因素叠加，经过社会化学反应，所生成的故事，任你想象。三少另两少，一是黑柱，一是白三。三人也搞了个“桃源三结义”，除了黑柱像些张飞，白三不像关羽，穹小也非刘玄德，所以，穹乡三少的故事，并非刘关张故事的翻版。刘关张加上诸葛亮，想取的是天下，穹哥为大的穹乡三少想取什么，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道作业题，不同经历背景的人，答案很可能不一样。故事的结尾，是他们痛痛快快地报复了一把很有符号意义的“仁城”，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我对号入座，小说中的仁城，怎么看怎么像北京。如此血腥的故事，与北京影影绰绰地连在一起，也是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穹乡三少在穹哥的领导下，在仁城组建了一个“穹工会”，翻译成官话，便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道上称为“江湖”。故事的结尾，是说穹工会被“招安”了——金盆洗手，开起了房地产公司，进入主流社会。问过在“房地产”道上“混过”的朋友，他说，该行业确有类似穹乡三少故事者流。我猜测，故事有原型。这又是促使我一口气读完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现代复仇的故事，再次印证了吴思君发明的“血酬定律”和其中有关“命价”的公式。所谓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命价”者，一条命之价格也。“命价”概念打破了“生命无价”的谜思，尽管指出这一点，多少显得不那么厚道，但穹乡三少的故事，恰巧严丝合缝地扣上了命价理论。穹乡三少的复仇故事，既非赵氏孤儿型，也不是基督山伯爵型，看似不伦不类，其实很符合大转型期凡事不能以老眼光看的规律。忘了老巴尔扎克哪部小说中有一情节，令人难忘，主人公站在一个高地上，向着巴黎大喊：“我－来－了！”他想征服巴黎。三少从未想着征服仁城——他们只想报复。
小说中一大看点，是穹哥复仇的种子是如何种下的，又怎样发芽，最后长成参天大树。用官话表述，这是血的教训，当引以为戒。另一看点是三少步入主流社会的过程——经小说中人物王孙（此人很值得玩味）的“点化”，三少终于认识到自己已非穷人，是富人，既然是富人，那就当遵守社会立给富人的规矩。可就在迈此一台阶时，三少因“各怀鬼胎”，几酿成穹工会分崩离析。还是穹哥“壮士断腕”之举，拯救了三少当初的誓言，挽回了穹乡的名声，成就了“小老大”穹哥个体生命的“升华”。第三个看点，是白三这个人。他虽自比诸葛孔明——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但通篇小说下来，直到最后之前，你看不出他对穹工会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但就在穹工会命运的最后一刹那，他接管了“招安”后穹乡三少的全部遗产，成为公司经营的一把手。穹哥授予他全权，愿望却只有一个：在公司有钱的时候，回乡重修被乡里人称为“致腐（富）路”的唯一一条公路。到这时，小老大穹哥的面目真的有些模糊了呢。
《江湖往事》写的不止穹乡三少的故事。
《江湖往事》周昌义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0/2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