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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之理念》金耀基/著三联书店 2001.12 12.80元
“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大学之质与量，几乎就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的发展潜力与远景。”“亦因此，如何善用，或如何防止误用大学应该是任何社会国家第一等的大事。”以上是金耀基阐述其大学理念的出发点，多少也是其论题的归宿。关于大学，近代以来的中国，梅贻琦、蔡元培等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几乎停止了思考。内乱、阴谋、战争、革命、阶级斗争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去了的一个世纪的主要课程，还有多少人有心思想大学这样奢侈的事情？按本书作者的说法，我们一个世纪的折腾与大学的黯淡是否有些正比关系呢？一个时期，我们甚至使用军事语言称呼大学，名曰“阵地”，随之而来的是“攻”“守”、“占领”与“放弃”。如此思路背后的“大学之理念”我们都领教过了。大学，乃天下之公器，因之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谁更有理由将其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殉葬品？金耀基对大学的认识三十年前受惠于牛津，却引发我们思考“大学之理念”，感触良多。
	《意识形态与课程》 [美]阿普尔/著黄忠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1 23.00元
这是一本在美国引发争议的著作，主题是学校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者激烈抨击知识、话语霸权对学校成百上千万学生无刻不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因此造成的关于不同人群（阶级、种族、民族）的知识、历史的极端不公正。作者认为，对在课堂上我们教什么，能教什么，应当教什么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是至高无上的“公共利益”。一个国家不是盈利性的公司，因此它的政府不能只制定让学校生产唯企业才需要的所谓“人力资本”的教育政策。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取决于应学儿童受教育的比例，特别是应学儿童自由选择受教育方式的状况。等等，等等。对照作者提出的问题，让人觉得发冷。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著三联书店 2001.12 23.00元
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但其“故事”性，决不亚于当红的畅销小说，比如《梅次故事》。比较起来，《梅次故事》是小说形式的中国政治学，官场学，甚至政府学；而应星的著作则是学术形式的中国农民（被有些人称为“刁民”的）故事，传统的官民演义。但止于此，应星的研究（讲故事）的意义便非常有限，我相信他怎么也讲不过王跃文。但应星到底是（也还是）应星，他以其智慧和诚实几乎把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的关系，“干部”与“群众”（农民）的关系—之实质—兜了个底儿掉！在书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官员眼中“刁民”和“农民精英”（应星的创造吧）的“丑陋”形象。他们与各级政府“斗法”，无非是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生存的底线，一斗几十年。应的叙述如此抽筋剥笋，又不慌不忙，几让人为之失语。该作品的诞生或许是一个标志：从此我们有了本土的与马林诺夫斯基和本尼迪克特比肩的一代学者。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12 39.80元
本书第一版于1995年面世（写于1988年，完稿于1992年），印2.000册。本次印数也不算多—3.100册（我相信印少了）。即使这个印数，可以肯定与1998年《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东方出版中心），特别是2000年9月第一版以后又多次再版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有关。从1992－2001年底，整整十年，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后两部著作的出版，还会有机会看到这部新版《变迁》么？十年意味着什么？说以上的话，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写农民的书就如同农民一样常常被这个社会的“精英”忘在一个角落里；知识界十年前十年后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关心有了巨大的转变。本书是一项很基础性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透过这项研究，我们第一次大体了解了以浙北乡村为主要样本的中国农村社会差不多所有的方面。虽然是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但比后两部著作更冷静，更谨慎，描述性更强，在此意义上，它甚至还称不上是一种声音，或许这正是其可贵之处。
	《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张忠民/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01 36.00元
虽然本书作者指出清中叶以后中国便有了近代意义公司的雏形，亦产生了相应的公司制度，但我更愿意相信彼（雏形）非此（近代意义上的公司）也，否则后来的“变迁”决不会那么“艰难”。在西方，公司是市场这一精妙制度的派生物，亦非常精妙。于中华帝国而言，公司这一制度安排是植入而非内生，因此在其落地后免不了生出枝节，如同许多进口制度的命运。我们甚至对“公司”词义的理解一开始就出了些许问题（参看方流芳“公司词义考”）。这并不怪。翻译理解上的误会导致实践中的偏离也是常见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假使一种制度植入便走形（此非彼也），而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有限，那么整个社会的出路呢？张忠民的研究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在选择和吸纳新事物时面临的尴尬，以及蹒跚学步的态度和无奈。可惜的是，就是这一点点尴尬和无奈，也在后来无休止的战争和革命浪潮中被冲到了最底层。直到80年后我们再次发现公司时，它如同星外来客，对话中产生的问题已不是此前的尴尬，真正地笑话百出。但愿一个世纪的代价能换回国人的清醒和自觉。

	《大学之理念》金耀基/著三联书店 2001.12 12.80元
“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大学之质与量，几乎就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的发展潜力与远景。”“亦因此，如何善用，或如何防止误用大学应该是任何社会国家第一等的大事。”以上是金耀基阐述其大学理念的出发点，多少也是其论题的归宿。关于大学，近代以来的中国，梅贻琦、蔡元培等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几乎停止了思考。内乱、阴谋、战争、革命、阶级斗争是我们这个社会过去了的一个世纪的主要课程，还有多少人有心思想大学这样奢侈的事情？按本书作者的说法，我们一个世纪的折腾与大学的黯淡是否有些正比关系呢？一个时期，我们甚至使用军事语言称呼大学，名曰“阵地”，随之而来的是“攻”“守”、“占领”与“放弃”。如此思路背后的“大学之理念”我们都领教过了。大学，乃天下之公器，因之关乎一个民族的命运，谁更有理由将其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殉葬品？金耀基对大学的认识三十年前受惠于牛津，却引发我们思考“大学之理念”，感触良多。
	《意识形态与课程》 [美]阿普尔/著黄忠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1 23.00元
这是一本在美国引发争议的著作，主题是学校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者激烈抨击知识、话语霸权对学校成百上千万学生无刻不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因此造成的关于不同人群（阶级、种族、民族）的知识、历史的极端不公正。作者认为，对在课堂上我们教什么，能教什么，应当教什么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是至高无上的“公共利益”。一个国家不是盈利性的公司，因此它的政府不能只制定让学校生产唯企业才需要的所谓“人力资本”的教育政策。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取决于应学儿童受教育的比例，特别是应学儿童自由选择受教育方式的状况。等等，等等。对照作者提出的问题，让人觉得发冷。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著三联书店 2001.12 23.00元
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但其“故事”性，决不亚于当红的畅销小说，比如《梅次故事》。比较起来，《梅次故事》是小说形式的中国政治学，官场学，甚至政府学；而应星的著作则是学术形式的中国农民（被有些人称为“刁民”的）故事，传统的官民演义。但止于此，应星的研究（讲故事）的意义便非常有限，我相信他怎么也讲不过王跃文。但应星到底是（也还是）应星，他以其智慧和诚实几乎把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的关系，“干部”与“群众”（农民）的关系—之实质—兜了个底儿掉！在书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官员眼中“刁民”和“农民精英”（应星的创造吧）的“丑陋”形象。他们与各级政府“斗法”，无非是为了那么一点“蝇头小利”—生存的底线，一斗几十年。应的叙述如此抽筋剥笋，又不慌不忙，几让人为之失语。该作品的诞生或许是一个标志：从此我们有了本土的与马林诺夫斯基和本尼迪克特比肩的一代学者。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12 39.80元
本书第一版于1995年面世（写于1988年，完稿于1992年），印2.000册。本次印数也不算多—3.100册（我相信印少了）。即使这个印数，可以肯定与1998年《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东方出版中心），特别是2000年9月第一版以后又多次再版的《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有关。从1992－2001年底，整整十年，我们设想如果没有后两部著作的出版，还会有机会看到这部新版《变迁》么？十年意味着什么？说以上的话，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写农民的书就如同农民一样常常被这个社会的“精英”忘在一个角落里；知识界十年前十年后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关心有了巨大的转变。本书是一项很基础性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透过这项研究，我们第一次大体了解了以浙北乡村为主要样本的中国农村社会差不多所有的方面。虽然是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但比后两部著作更冷静，更谨慎，描述性更强，在此意义上，它甚至还称不上是一种声音，或许这正是其可贵之处。
	《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张忠民/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01 36.00元
虽然本书作者指出清中叶以后中国便有了近代意义公司的雏形，亦产生了相应的公司制度，但我更愿意相信彼（雏形）非此（近代意义上的公司）也，否则后来的“变迁”决不会那么“艰难”。在西方，公司是市场这一精妙制度的派生物，亦非常精妙。于中华帝国而言，公司这一制度安排是植入而非内生，因此在其落地后免不了生出枝节，如同许多进口制度的命运。我们甚至对“公司”词义的理解一开始就出了些许问题（参看方流芳“公司词义考”）。这并不怪。翻译理解上的误会导致实践中的偏离也是常见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假使一种制度植入便走形（此非彼也），而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有限，那么整个社会的出路呢？张忠民的研究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在选择和吸纳新事物时面临的尴尬，以及蹒跚学步的态度和无奈。可惜的是，就是这一点点尴尬和无奈，也在后来无休止的战争和革命浪潮中被冲到了最底层。直到80年后我们再次发现公司时，它如同星外来客，对话中产生的问题已不是此前的尴尬，真正地笑话百出。但愿一个世纪的代价能换回国人的清醒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