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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里春秋》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04 28.00元
“壶里春秋”四个字，让人想起苏东坡的“谈笑间，樯掳灰飞烟灭”。真是“壶里”题小，“春秋”作大也。朱先生的一惯风格也。（朱的《音调未定的传统》趣味与《壶》相仿；《求索真文明》体现朱的学术品格；与龙应台合编的《维新旧梦录》有朱极精彩的长篇序言；而新近出版的《利马窦中文著译集》反映朱治学的另一个极重要的侧面——甘于为他人作嫁。）朱很像上期介绍的张颢（《思想与时代》）。但比起张的激情，朱更沉潜，常常不动声色。两人都试图贯通中西古今，都是史论交融。张擅长西今，史不如朱；朱古今皆通，史论具长，但西不如张。说《壶里春秋》是一种思想史、文明史的写法，并不确切（因为此作是朱的学生编的），但我们从中确实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感受（甚或是一种喜悦）——原来文明的历史也可以这样写！朱欣赏汤因比关于写历史应具全球视野的观点，该作多少是这样一种朱对中国文明历史体悟算总帐式的检阅，但却不是长篇大论的——全书二十五万余字，二百二十五个独立题目！对稍具历史知识的读者，从哪儿翻起都可以读，大都是千字小文，读到哪儿算哪儿。。。谁有过这样读史的经历？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06 20.00元
海防到了近代，其意义远不是统治者所能理解的，因此给中华帝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带来的问题影响之深远也不是当时的统治者所能预料的。也因此，我们想到了统治者的智慧、智慧的源泉与基础。这又让我们想到了本届世界杯带领韩国队的希丁克——一个曾带领荷兰国家队狂胜韩国队5:0的“敌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希丁克是羞辱过韩国人的坏蛋）。但韩国人是怎样处理希丁克的？将他请进来，虚心学习，不怕他搞破坏，忘记5:0的奇耻大辱，委以全权，相信这个外国人会给韩国带来荣誉，等等——犹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记得我们读晚清史时的感受吧：当朝的执政者面对外来力量时，怎么会那么弱智？峰回路转，一百多年后，我们是否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弱智格局改变几许？清代前期政策制定者关于海防的思想以及出台的相应制度，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有关“弱智”的感叹和结论是否太过简单。家天下的顽冥不化的治国观念才是真正的病根所在吧？
	《合法性与政治》 [法]让-马克·夸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05 21.80元
本书的结论是：现代（文明）政治的标志是统治者的统治有其合法性来源（基础）。那么什么是统治的合法性？——你的统治是经过大多数人同意的吗？你是否按照授权人的意志实施统治？当授权人不满意你的统治时，你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和平交权，还是滥用授权人所受权力以暴力方式继续维护统治？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区别了统治的合法性与非法，泾渭分明。本书作者告诉我们，政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而第一要务的首要是作为个体对所授权力的一致性同意。没有被同意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权利）是无效的。事实上，并非所有人群都认同此种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小群体乃至个人的意志之上，由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已让许多民族或国家无以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大政治年代》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东方出版社 2001.10 35.00元
本书作者横跨两个时代：苏联与叶利钦以后的俄国。苏联时代普氏官至总统委员会成员，叶利钦时代官至对外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权里高居官位（要位），说明普氏的重要，他的意见和见解当然值得听取。所谓“大政治”年代，指的是某年代政治的特别或特殊或非凡。普氏任职年代的确算得上这样的年代——一个庞大帝国身处决定命运的转折。普氏不仅是转折的见证人，大部分时间他甚至是为数不多的操盘手之一。这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是普氏见证与操盘的记录。同普氏本人的政治性格一样，本书的叙述稳健、保守而坚定。本书通篇以俄国（包括苏联）的安全和对外事务为主线阐述大政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很少涉及国内事务——这与普氏的身份既合拍又不合拍。合拍不说了。只说这不合拍之处：身为俄国总理，国内事务当然是首要，经济建设与发展当然是首要，人民的生活与财产保障当然是首要，公民对政府的希望与信心当然是首要。是普氏忽略还是另有原由？普氏接任总理时正值俄罗斯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稳定汇率，缓解金融危机等方面，普氏是有功劳的。但普氏政治立场暧昧，对俄罗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的态度多受指责。他拿不出更好的俄罗斯经济恢复的疗方，不要说接叶利钦的班，就是总理职位也很难保住。俄政治后来的走向说明普氏价值的局限，不是没有道理。俄国人不选择普氏，谁有办法？（但选的另一位普氏——普丁，谁又有办法？）
	《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吴伟/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01 28.00元
苏联政权垮台后，从解密的文件以及此后叶利钦就“卡廷事件”（苏联占领军在卡廷屠杀手无寸铁的波兰军人）向波兰政府公开道歉，一般读者知道了“波兰问题”。但我们读不到关于此问题的深入报道，更没有相关的中文研究著作出版。吴伟的作品令人大开眼界，让普通读者了解了“波兰问题”的原委与真相。一个民族想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无可厚非。但有些民族的命运比我们知道和想象的要糟糕的多。波兰就是一例。历史上，波兰在俄、普、奥三国的夹缝中不得生存，多次被瓜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才有机会建立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国家(1918)！好景不长，当大国的坦克野蛮开进波兰时（1939），这个文明国家在一个文明时代的世界版图上又消失了！只不过历史上的普鲁士改成了纳粹德国，俄国换成了社会主义苏联！令人不解的是，这历史的滑稽戏还演个没完，在大国俱乐部的密谋室里，二战后的波兰再次成为牺牲品，被与纳粹德国一同占领波兰的社会主义苏联事实上又占领了四十年！如此，我们对二战后的波兰有了更深一层的悲悯和同情，对波兰人民宁死反抗独裁与专制多了一层理解与敬意。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与野蛮、专制不断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祛除非人性、自我克服与改造野蛮性的历史。因此，所谓文明时代，也就是人的人性与非人性共存的时代，许多不可解的可解了——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上述结论：面对野蛮必须斗争！

	《壶里春秋》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04 28.00元
“壶里春秋”四个字，让人想起苏东坡的“谈笑间，樯掳灰飞烟灭”。真是“壶里”题小，“春秋”作大也。朱先生的一惯风格也。（朱的《音调未定的传统》趣味与《壶》相仿；《求索真文明》体现朱的学术品格；与龙应台合编的《维新旧梦录》有朱极精彩的长篇序言；而新近出版的《利马窦中文著译集》反映朱治学的另一个极重要的侧面——甘于为他人作嫁。）朱很像上期介绍的张颢（《思想与时代》）。但比起张的激情，朱更沉潜，常常不动声色。两人都试图贯通中西古今，都是史论交融。张擅长西今，史不如朱；朱古今皆通，史论具长，但西不如张。说《壶里春秋》是一种思想史、文明史的写法，并不确切（因为此作是朱的学生编的），但我们从中确实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感受（甚或是一种喜悦）——原来文明的历史也可以这样写！朱欣赏汤因比关于写历史应具全球视野的观点，该作多少是这样一种朱对中国文明历史体悟算总帐式的检阅，但却不是长篇大论的——全书二十五万余字，二百二十五个独立题目！对稍具历史知识的读者，从哪儿翻起都可以读，大都是千字小文，读到哪儿算哪儿。。。谁有过这样读史的经历？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06 20.00元
海防到了近代，其意义远不是统治者所能理解的，因此给中华帝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带来的问题影响之深远也不是当时的统治者所能预料的。也因此，我们想到了统治者的智慧、智慧的源泉与基础。这又让我们想到了本届世界杯带领韩国队的希丁克——一个曾带领荷兰国家队狂胜韩国队5:0的“敌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希丁克是羞辱过韩国人的坏蛋）。但韩国人是怎样处理希丁克的？将他请进来，虚心学习，不怕他搞破坏，忘记5:0的奇耻大辱，委以全权，相信这个外国人会给韩国带来荣誉，等等——犹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还记得我们读晚清史时的感受吧：当朝的执政者面对外来力量时，怎么会那么弱智？峰回路转，一百多年后，我们是否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弱智格局改变几许？清代前期政策制定者关于海防的思想以及出台的相应制度，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有关“弱智”的感叹和结论是否太过简单。家天下的顽冥不化的治国观念才是真正的病根所在吧？
	《合法性与政治》 [法]让-马克·夸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05 21.80元
本书的结论是：现代（文明）政治的标志是统治者的统治有其合法性来源（基础）。那么什么是统治的合法性？——你的统治是经过大多数人同意的吗？你是否按照授权人的意志实施统治？当授权人不满意你的统治时，你是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和平交权，还是滥用授权人所受权力以暴力方式继续维护统治？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区别了统治的合法性与非法，泾渭分明。本书作者告诉我们，政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而第一要务的首要是作为个体对所授权力的一致性同意。没有被同意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权利）是无效的。事实上，并非所有人群都认同此种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小群体乃至个人的意志之上，由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已让许多民族或国家无以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大政治年代》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东方出版社 2001.10 35.00元
本书作者横跨两个时代：苏联与叶利钦以后的俄国。苏联时代普氏官至总统委员会成员，叶利钦时代官至对外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权里高居官位（要位），说明普氏的重要，他的意见和见解当然值得听取。所谓“大政治”年代，指的是某年代政治的特别或特殊或非凡。普氏任职年代的确算得上这样的年代——一个庞大帝国身处决定命运的转折。普氏不仅是转折的见证人，大部分时间他甚至是为数不多的操盘手之一。这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是普氏见证与操盘的记录。同普氏本人的政治性格一样，本书的叙述稳健、保守而坚定。本书通篇以俄国（包括苏联）的安全和对外事务为主线阐述大政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很少涉及国内事务——这与普氏的身份既合拍又不合拍。合拍不说了。只说这不合拍之处：身为俄国总理，国内事务当然是首要，经济建设与发展当然是首要，人民的生活与财产保障当然是首要，公民对政府的希望与信心当然是首要。是普氏忽略还是另有原由？普氏接任总理时正值俄罗斯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稳定汇率，缓解金融危机等方面，普氏是有功劳的。但普氏政治立场暧昧，对俄罗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的态度多受指责。他拿不出更好的俄罗斯经济恢复的疗方，不要说接叶利钦的班，就是总理职位也很难保住。俄政治后来的走向说明普氏价值的局限，不是没有道理。俄国人不选择普氏，谁有办法？（但选的另一位普氏——普丁，谁又有办法？）
	《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吴伟/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01 28.00元
苏联政权垮台后，从解密的文件以及此后叶利钦就“卡廷事件”（苏联占领军在卡廷屠杀手无寸铁的波兰军人）向波兰政府公开道歉，一般读者知道了“波兰问题”。但我们读不到关于此问题的深入报道，更没有相关的中文研究著作出版。吴伟的作品令人大开眼界，让普通读者了解了“波兰问题”的原委与真相。一个民族想建立自己的国家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无可厚非。但有些民族的命运比我们知道和想象的要糟糕的多。波兰就是一例。历史上，波兰在俄、普、奥三国的夹缝中不得生存，多次被瓜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才有机会建立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国家(1918)！好景不长，当大国的坦克野蛮开进波兰时（1939），这个文明国家在一个文明时代的世界版图上又消失了！只不过历史上的普鲁士改成了纳粹德国，俄国换成了社会主义苏联！令人不解的是，这历史的滑稽戏还演个没完，在大国俱乐部的密谋室里，二战后的波兰再次成为牺牲品，被与纳粹德国一同占领波兰的社会主义苏联事实上又占领了四十年！如此，我们对二战后的波兰有了更深一层的悲悯和同情，对波兰人民宁死反抗独裁与专制多了一层理解与敬意。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与野蛮、专制不断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祛除非人性、自我克服与改造野蛮性的历史。因此，所谓文明时代，也就是人的人性与非人性共存的时代，许多不可解的可解了——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上述结论：面对野蛮必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