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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的德性》谢有顺/著海南出版社 2002.05 20.00元
作品是“197几”文丛中的一种。该文丛其余三种是：黄钟的《游手好闲地思想》，卢周来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和程亚文的《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197几年出生的人，最多32岁，对于他们不谋而合地采取的姿态：战斗与批评，我很能理解。新三届（77、78、79级）大学毕业生岁数大一点的不过50几岁，最小的出生于196几年，才四十岁上下。即使由于占先的道理，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各类形式的话语权；再由于这个社会优秀人才上升有着特殊讲究与传统，“后来居上”其实很难。说损点，新三届人大都离无力说话还很远，更不要说离死了。这还不包括最年轻者也都在60几岁（平均70岁以上），而二十几年来一直保有话语权的那批人。你说，三十岁的人想说话被人（特别是同道）听见，被人重视，不取以上姿态，还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但这是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听见也听不见的理由么？我们无人不懂后生可畏，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道理。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反抗话语霸权的声音太弱了，或只反离我们距离在一万公里以上的话语霸权，而很少听到对内部的批评。如此这个社会想保持新鲜与活力，怎么可能呢？这是我急于指出的第一个方面。第二，说话要有道，不论是谁。有些人说话无道，我们只好无奈；另一些人，我们最多笑一笑，不必当真。但大部分人说话还要用“在道上”之原则来要求，不能算过分。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想说的是，除谢有顺的《话语的德性》以外，其他三人的“话语的德性”离“在道上”都还有一段距离，还得修炼——从文笔到智慧。尽管我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和敏锐。黄钟。游手好闲的思想者。将许多人习以为常甚或不知不觉的问题一个个揪出来梳理，非靠敏锐与勇气而所能为。特别是他关于中日海战、弱国无外交、虚假爱国主义、文明进程中的人类行为（比如侵略与被侵略）等的思考与议论，确有过人之处。但更多的问题不是仅靠议论就能解决，尚须使用比现在宽广而深厚的思考与智慧才能说服人，至少避免某种“浅浮”的把柄落在那些说话无道的人手里。卢周来。有些话题议论急的让人生疑，比如他对穷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他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区分及批评、同情；他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评论等等都有些令人不着调的感觉。但他在谈论这些确被许多人忽略的问题，已有很重要的意义，更不要说他的许多批评（比如对实际代表利益集团经济学家的批评）不但落到了点子上，而且一针见血！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王尔敏/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05 22.00元
“文化生态”一词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一民族一国家之各种文明无不与文化生态相生相长。而相较文明生态，文化生态更体现一个特定人群在智识与智慧方面的造化与悟性，其对于文明生态的反作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文化生态之质量与偏向决定了一个文明的走势。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王先生以十分诚实的态度考察了有清一代民间与官方在造成近代中华文化生态方面各自的努力与偏好。其研究是考察式的，不轻下结论。但其立论和论证又无不有其价值判断与取向——对民间的努力多有肯定。在论述文化生态的“变迁”方面，王更是独辟蹊径，筛淘被文学史（理论）家似乎早已用熟了的材料，来说明文学（包括语言、文字）对文化生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早已越出自有范围，与思想具有同等之意义。令人感慨的是，文化生态的近代变迁并未收获其应有的果实，历史越过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后，突然打了个旋儿，折断了“变迁”的进程！中国人几乎又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似又回到了它的原点。但斗转星移，那脉还接得上么？即使“接上了”，我们民族为此付的代价该怎样地被偿付？
	《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林精华/著人民出版社 2002.04 24.00元
该作品的副标题是：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虽然作品说的是我们近邻的事儿，但于我们自己却有更大的意义。先看看俄罗斯人于世纪之交民族面临选择时的九曲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精英集团先是抨击前朝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失误，决心用实际行动紧追这一进程。几年后，他们发现种种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觉察到西方伙伴的“阴谋”，于是乎转向对自我的重新认定——俄罗斯就是俄罗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全球化于俄罗斯没多大的意义。又过了几年，俄罗斯人如梦初醒：离开世界，俄罗斯人无法做成更多的事情。一徘徊，又耽搁了十年！这就是俄罗斯（精英集团）十年的选择史。历史不回头，逝者如斯！闻知者足戒也！我们是谁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只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也该是全部人群的一部分吧？的确，是一部分，在认定自己是谁的同时，就必须按自己是一部分的逻辑行事，而不是自家的事与别人何干，而不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而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思维与行事逻辑。毛泽东几十年前就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点出了民族主义的意义，但在解决民族主义“悖论”的一面，毛走了弯路。民族主义，没有，将失去立足之地；只有，肯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要不走弯路，避免悲剧，需要动员整个民族的智慧。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美]J.M.布劳特/著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09 19.00元
作者用了一本书的篇幅，说明一个问题：世界的模式是殖民者（西方人）规划的，或者说殖民者规定了这个世界的模式。顺便指出，本书还只是一个序言，挑战尚未结束。读完该作品，让人难以想象作者是怎样重复最近二十年不断被人提起的话题：西方人是剥削者，他们编织神话欺世盗名，他们的“成就”不过是建立在损毁其他文明、无情掠夺所有非西方人（也许除日本人外）财富的基础之上。但布劳特的智慧无法赶得上弗兰克（《白银时代》），更不能与沃勒斯坦相比（《现代世界体系》）。但布劳特比两人都更有勇气下结论，“无知者无畏”。沃勒斯坦的言说是严肃认真的，你无法不重视他的工作；即使弗兰克，你也接近被他的论证说服。布劳特呢？满纸的信口雌黄，使人无法不怀疑他的研究及动机。但这还只是问题并不那么严重的一面。布劳特说说也罢，泽林斯基的评论怎么也会如此远离事实呢？认为布氏的论证是“对现代历史的重塑”，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呜呼！学术研究如果离开学者应有的基本良知，所得结论让人不能视而不见——如果你不认真，它就更如入无人之境，大行其道。
	《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主编张新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07 45.00元
尽管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出版了很多年，我们对施氏的真正了解还是得益于刘小枫的推介。说“了解”还不确切，因为通过刘氏主编的并不那么容易阅读的本书，对施特劳斯知道的还是皮毛。施特劳斯出身犹太家庭。他是从对霍布斯和柏拉图的研究开始其学术思想生涯的，但我相信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对他的影响更大更深刻。他带出许多出名的弟子，但他们对导师思想的认识与了解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完全相左。与施特劳斯相交50年的著名思想家克莱恩在与施氏离世前的一次公开对话中，仍然对施氏的思想不能完整地表述，可见懂施特劳斯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施特劳斯简直就是“巫师”了！但我们还是能听懂施氏内心的某些主张，比如回到古典思想家那里去；比如于人类社会，理性与启示不可偏废；比如政治是人类社会最终最根本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是一切理性学问的皇冠，等等。但施特劳斯真是可以被多重理解和解释的么？我表示怀疑。我更相信他的思想在深处是一致的，后人的理解不该有歧异，即使出发点和审视的角度可能不同。施特劳斯与施米特几乎同时被刘小枫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思想到底会有怎样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但凭直觉，两位思想家对我们可能更有研究价值，而施氏的意义显然要大。仅就这一层而言，我也想不知轻重地提醒大家注意施特劳斯在中国的动向。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兜售霍布斯的《利维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各种对话篇，和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话语的德性》谢有顺/著海南出版社 2002.05 20.00元
作品是“197几”文丛中的一种。该文丛其余三种是：黄钟的《游手好闲地思想》，卢周来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和程亚文的《一个平民的政治主张》。 197几年出生的人，最多32岁，对于他们不谋而合地采取的姿态：战斗与批评，我很能理解。新三届（77、78、79级）大学毕业生岁数大一点的不过50几岁，最小的出生于196几年，才四十岁上下。即使由于占先的道理，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各类形式的话语权；再由于这个社会优秀人才上升有着特殊讲究与传统，“后来居上”其实很难。说损点，新三届人大都离无力说话还很远，更不要说离死了。这还不包括最年轻者也都在60几岁（平均70岁以上），而二十几年来一直保有话语权的那批人。你说，三十岁的人想说话被人（特别是同道）听见，被人重视，不取以上姿态，还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但这是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听见也听不见的理由么？我们无人不懂后生可畏，出生牛犊不怕虎的道理。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反抗话语霸权的声音太弱了，或只反离我们距离在一万公里以上的话语霸权，而很少听到对内部的批评。如此这个社会想保持新鲜与活力，怎么可能呢？这是我急于指出的第一个方面。第二，说话要有道，不论是谁。有些人说话无道，我们只好无奈；另一些人，我们最多笑一笑，不必当真。但大部分人说话还要用“在道上”之原则来要求，不能算过分。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想说的是，除谢有顺的《话语的德性》以外，其他三人的“话语的德性”离“在道上”都还有一段距离，还得修炼——从文笔到智慧。尽管我非常欣赏他们的勇气和敏锐。黄钟。游手好闲的思想者。将许多人习以为常甚或不知不觉的问题一个个揪出来梳理，非靠敏锐与勇气而所能为。特别是他关于中日海战、弱国无外交、虚假爱国主义、文明进程中的人类行为（比如侵略与被侵略）等的思考与议论，确有过人之处。但更多的问题不是仅靠议论就能解决，尚须使用比现在宽广而深厚的思考与智慧才能说服人，至少避免某种“浅浮”的把柄落在那些说话无道的人手里。卢周来。有些话题议论急的让人生疑，比如他对穷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他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区分及批评、同情；他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评论等等都有些令人不着调的感觉。但他在谈论这些确被许多人忽略的问题，已有很重要的意义，更不要说他的许多批评（比如对实际代表利益集团经济学家的批评）不但落到了点子上，而且一针见血！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王尔敏/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05 22.00元
“文化生态”一词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一民族一国家之各种文明无不与文化生态相生相长。而相较文明生态，文化生态更体现一个特定人群在智识与智慧方面的造化与悟性，其对于文明生态的反作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文化生态之质量与偏向决定了一个文明的走势。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王先生以十分诚实的态度考察了有清一代民间与官方在造成近代中华文化生态方面各自的努力与偏好。其研究是考察式的，不轻下结论。但其立论和论证又无不有其价值判断与取向——对民间的努力多有肯定。在论述文化生态的“变迁”方面，王更是独辟蹊径，筛淘被文学史（理论）家似乎早已用熟了的材料，来说明文学（包括语言、文字）对文化生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早已越出自有范围，与思想具有同等之意义。令人感慨的是，文化生态的近代变迁并未收获其应有的果实，历史越过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后，突然打了个旋儿，折断了“变迁”的进程！中国人几乎又用了六十年的时间似又回到了它的原点。但斗转星移，那脉还接得上么？即使“接上了”，我们民族为此付的代价该怎样地被偿付？
	《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林精华/著人民出版社 2002.04 24.00元
该作品的副标题是：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虽然作品说的是我们近邻的事儿，但于我们自己却有更大的意义。先看看俄罗斯人于世纪之交民族面临选择时的九曲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精英集团先是抨击前朝在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失误，决心用实际行动紧追这一进程。几年后，他们发现种种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觉察到西方伙伴的“阴谋”，于是乎转向对自我的重新认定——俄罗斯就是俄罗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全球化于俄罗斯没多大的意义。又过了几年，俄罗斯人如梦初醒：离开世界，俄罗斯人无法做成更多的事情。一徘徊，又耽搁了十年！这就是俄罗斯（精英集团）十年的选择史。历史不回头，逝者如斯！闻知者足戒也！我们是谁呢？我们——在这个时代——如何只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也该是全部人群的一部分吧？的确，是一部分，在认定自己是谁的同时，就必须按自己是一部分的逻辑行事，而不是自家的事与别人何干，而不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而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思维与行事逻辑。毛泽东几十年前就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点出了民族主义的意义，但在解决民族主义“悖论”的一面，毛走了弯路。民族主义，没有，将失去立足之地；只有，肯定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要不走弯路，避免悲剧，需要动员整个民族的智慧。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美]J.M.布劳特/著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09 19.00元
作者用了一本书的篇幅，说明一个问题：世界的模式是殖民者（西方人）规划的，或者说殖民者规定了这个世界的模式。顺便指出，本书还只是一个序言，挑战尚未结束。读完该作品，让人难以想象作者是怎样重复最近二十年不断被人提起的话题：西方人是剥削者，他们编织神话欺世盗名，他们的“成就”不过是建立在损毁其他文明、无情掠夺所有非西方人（也许除日本人外）财富的基础之上。但布劳特的智慧无法赶得上弗兰克（《白银时代》），更不能与沃勒斯坦相比（《现代世界体系》）。但布劳特比两人都更有勇气下结论，“无知者无畏”。沃勒斯坦的言说是严肃认真的，你无法不重视他的工作；即使弗兰克，你也接近被他的论证说服。布劳特呢？满纸的信口雌黄，使人无法不怀疑他的研究及动机。但这还只是问题并不那么严重的一面。布劳特说说也罢，泽林斯基的评论怎么也会如此远离事实呢？认为布氏的论证是“对现代历史的重塑”，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呜呼！学术研究如果离开学者应有的基本良知，所得结论让人不能视而不见——如果你不认真，它就更如入无人之境，大行其道。
	《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主编张新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07 45.00元
尽管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出版了很多年，我们对施氏的真正了解还是得益于刘小枫的推介。说“了解”还不确切，因为通过刘氏主编的并不那么容易阅读的本书，对施特劳斯知道的还是皮毛。施特劳斯出身犹太家庭。他是从对霍布斯和柏拉图的研究开始其学术思想生涯的，但我相信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对他的影响更大更深刻。他带出许多出名的弟子，但他们对导师思想的认识与了解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完全相左。与施特劳斯相交50年的著名思想家克莱恩在与施氏离世前的一次公开对话中，仍然对施氏的思想不能完整地表述，可见懂施特劳斯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施特劳斯简直就是“巫师”了！但我们还是能听懂施氏内心的某些主张，比如回到古典思想家那里去；比如于人类社会，理性与启示不可偏废；比如政治是人类社会最终最根本的问题，因此政治哲学是一切理性学问的皇冠，等等。但施特劳斯真是可以被多重理解和解释的么？我表示怀疑。我更相信他的思想在深处是一致的，后人的理解不该有歧异，即使出发点和审视的角度可能不同。施特劳斯与施米特几乎同时被刘小枫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思想到底会有怎样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但凭直觉，两位思想家对我们可能更有研究价值，而施氏的意义显然要大。仅就这一层而言，我也想不知轻重地提醒大家注意施特劳斯在中国的动向。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兜售霍布斯的《利维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各种对话篇，和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