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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 2002.07 11.00元
读过《孔乙己外传》，我私下以为那是金师最后的文字吧。“外传”显然没有写完，一定是金师的体力不能支持的缘故。当时正值深秋，心情如同天气。想，与金师就这样告别了。想不到，马虎大意竟给自己带来了一次意外惊喜：“外传”发表两年后，又读到了金师走前的最后文字！（其实“外传”对“风烛灰”已有预告，硬是没看见）金师2000年8月5日离世，此中发表的文字止到当年6月（“倒读历史”）。金师到底是金师！金师并不真把自己当学者，大多数的别人好象也不这么看。所以，金师的写作印象中不大受重视；记忆中他的去世也未引起什么实质性的波动。读完“思想的旋律”，我只想，这“大多数的别人”有多么失误！中国百五十年来担当得起“学贯中西，贯通古今”者，胡适之后，恐怕就属金师了吧。不信，读读金先生的“八俊图引”、“两大帝国的统一场”、“风流汉武两千年”、“秦汉历史数学”、“数学花木兰·李约瑟难题”和“倒读历史”等篇吧。然而，就思想的穿透力与驾御历史宏微两个方面，胡适恐还在金之下。是的，金师未留下“大部头”的学术思想著作，但他的“小文”又岂是多少部大部头能比拟的？
	《胡乔木书信集》朱元石李良志/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2.05 55.00元（精）
胡乔木先生文集发表时，很多文章读不出太大的名堂。它们大都是就事论事之作，多的是政策指导意义。书信集就不一样了。胡是毛的秘书，或者说是大秘书。担当这一角色的先后还有田家英、陈伯达等（李锐有过短暂的一段）。但只有胡善始善终，而且远远不止——毛后，直到胡离世（1992），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依然是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果说在中共党内作为个体的胡乔木的一生在表面之下还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话，书信集提供了截止目前很好的答案。书信集从许多侧面给了我们揣摩胡的原则立场，在党内独特的作用与地位的原由，胡的为人，胡的学识，总之胡不可替代的意义的机会。对比中共历史上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其他领导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博古、张闻天等，虽然他们的地位都曾高于胡，但结果都与胡不同，又可见胡的重要意义；比起为后人诟病的王明、康生、陈伯达，胡的意义就更非同小可了。顺便说，书信集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致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止于去世前致巴金。（胡走前，出现幻听，以为别人说9月25日是巴金的生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十二个字。其实巴金的生日为11月25日。不及女儿更正，胡于第二日溘然长逝。）
	《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04 20.00元
毋庸质疑，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理论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思考资源。由于这一资源的丰富繁复，想用二十几万汉字说清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尔特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著作中涉及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乎所有西方较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像涂尔干、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帕森斯、默顿、卢曼等，给了吉登斯、福科、哈贝马斯以专章讨论。但令人不解的是，马克斯·韦伯不但未予专章讨论，甚至较少提及。韦伯虽然生于十九世纪，但他的主要作品发表于二十世纪，其影响更在于二十世纪，这怎么不让人怀疑作者的选择的标准甚至立场呢？是的，作者开篇对此做了解释，但我觉得解释适用于卡尔·马克思，或许半个孔德，但的确不怎么适宜韦伯。但是，这可能存在的瑕疵并不能掩盖作品的光芒。作者的标准的确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那些与政治生活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社会理论的确不符合贝尔特定义的“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之标准，虽然作者并非真的忽视它们。
	《以自由看待发展》 [印]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07 39.00元
阿马蒂亚·森的著作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已有时日，具知较早的是《伦理学与经济学》（2000），后来是《贫困与饥荒》（2001）。《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其获诺奖（1998）第二年的作品。三部作品连贯起来看，发现森的研究贯穿着被许多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学家（学者）的责任与良知。这或许是森在国内并不被重视的原因吧。其实，森的研究及思想于我们有多么大的意义！《伦》著理论与思想性极强，对专业人员的意义不必多说；《贫》著以实证带出理论框架，其结论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被重视——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森的研究告诉我们，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度从不发生灾难性饥荒。《以》著是森写给公众阅读的，出发点是当公众介入经济问题的讨论、辩论时，应以什么角度看待发展本身。很显然，森深切体会到人们看待、评估发展时常常走入误区的境况，挺身而出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森看来，于测量发展的标准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指标）比公民拥有广泛的自由（权利）尤其是政治自由（权利）更重要的了。换句话说，对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被森定义的“实质性自由”——公民的政治自由，社会选择时的机会均等以及消除信息获得中的严重不对称。森生于印度，在印度受基础高等教育，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是剑桥经济学派重要成员。他长期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退休后又回到母校剑桥任三一学院院长。有意思的是他在西方漂泊大半生却至今保持印度国籍。森著述等身，声誉富可敌国，但为人极为谦和。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张礼恒/著商务印书馆 2002.06 22.00元
一个远比很多人重要的人却长期不被世人所知一定有深刻的原因。伍廷芳的名字不但比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孙中山，甚至不如郭嵩焘、薛福成、张謇、辜鸿铭……等人知名；他比容闳重要得多，但后人更记得容闳而不是伍廷芳；同样主持清末的法律制度改革，沈家本的名声比伍更大；等等，等等。以上有“臭名昭著”者，伍没那么“臭”；有走极端者，伍也没那么极端；有因某种政治或历史原因被重视者，伍虽官至正二品但难得算上政治色彩浓厚的人；更有伟大的革命家，而伍充其量是一个激进的低调改良者；等等，等等。但伍廷芳于晚清中国的意义有多大呢？说他一个人顶着大清国外交的半个天下恐怕不为过（1882年以后，他几乎参与了清政府对外的一切谈判）；说他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铁路之父也恰其所当（不仅主持修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而且开创了一整套铁路建设的管理经验和融资办法）。他使美八年，同时兼着大清驻数国（几乎整个美洲）的公使，曾发动了对美排华政策进行“报复”的抵制美货运动，迫使墨西哥、秘鲁与大清国签定了第一个平等条约……他还是当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治下的第一个华人大律师，第一个华人议员……可人们怎么就记不住他呢？张礼恒先生的著述的主要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了伍廷芳。因此不能再苛求张在其著作的主题和副题之下做得更多。
	《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房宁等/著人民出版社 2002.05 24.50元
学者之所以被称为学者而不是其他，就在于他（们）著述时能尽可能保持严谨、科学的态度，不为任何哪怕是再有理由的利益所动而丧失学者的立场。舍此，怎么也算不上学者，充其量是个别利益的代言人。该著述的选题可谓精彩，但通篇不是学者在言说，从而使选题的价值大大丧失了，殊为可惜。研究的客观，能让人对结论有基本的信任感，至少是有参考价值。否则一切研究的初衷将走向其反面。具体到《成》书，比如，怎么能把纯粹出于商业炒作目的之作当成研究的论据引证呢？（我指的是几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当然被此书误导的不止《成》书的作者们，国外不明就里的人拿此书当真说明他们的小儿科。）再比如，怎么能把自己作品的观点和意见当成历史某一时段的主流意见而如此长篇地加以罗列引证呢？（请参考《成》书191-205，320，330，355-362，376-378页有关引述）还有，另一些不同的声音是怎样被客观、公正地处理的呢？（所谓“自由主义派别”的著述和言论）尤其网民隐在屏幕后的言论到底代表多少人群的意见和情绪倾向，引用起来就得更加谨慎才对，断不能据此下结论。凡此种种，说明此项研究存在的并不简单的是材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等问题。用预设的前提甚或结论指导下的研究，怎么能让阅读者不怀疑呢？

	《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 2002.07 11.00元
读过《孔乙己外传》，我私下以为那是金师最后的文字吧。“外传”显然没有写完，一定是金师的体力不能支持的缘故。当时正值深秋，心情如同天气。想，与金师就这样告别了。想不到，马虎大意竟给自己带来了一次意外惊喜：“外传”发表两年后，又读到了金师走前的最后文字！（其实“外传”对“风烛灰”已有预告，硬是没看见）金师2000年8月5日离世，此中发表的文字止到当年6月（“倒读历史”）。金师到底是金师！金师并不真把自己当学者，大多数的别人好象也不这么看。所以，金师的写作印象中不大受重视；记忆中他的去世也未引起什么实质性的波动。读完“思想的旋律”，我只想，这“大多数的别人”有多么失误！中国百五十年来担当得起“学贯中西，贯通古今”者，胡适之后，恐怕就属金师了吧。不信，读读金先生的“八俊图引”、“两大帝国的统一场”、“风流汉武两千年”、“秦汉历史数学”、“数学花木兰·李约瑟难题”和“倒读历史”等篇吧。然而，就思想的穿透力与驾御历史宏微两个方面，胡适恐还在金之下。是的，金师未留下“大部头”的学术思想著作，但他的“小文”又岂是多少部大部头能比拟的？
	《胡乔木书信集》朱元石李良志/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2.05 55.00元（精）
胡乔木先生文集发表时，很多文章读不出太大的名堂。它们大都是就事论事之作，多的是政策指导意义。书信集就不一样了。胡是毛的秘书，或者说是大秘书。担当这一角色的先后还有田家英、陈伯达等（李锐有过短暂的一段）。但只有胡善始善终，而且远远不止——毛后，直到胡离世（1992），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依然是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果说在中共党内作为个体的胡乔木的一生在表面之下还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话，书信集提供了截止目前很好的答案。书信集从许多侧面给了我们揣摩胡的原则立场，在党内独特的作用与地位的原由，胡的为人，胡的学识，总之胡不可替代的意义的机会。对比中共历史上作为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其他领导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博古、张闻天等，虽然他们的地位都曾高于胡，但结果都与胡不同，又可见胡的重要意义；比起为后人诟病的王明、康生、陈伯达，胡的意义就更非同小可了。顺便说，书信集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致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止于去世前致巴金。（胡走前，出现幻听，以为别人说9月25日是巴金的生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十二个字。其实巴金的生日为11月25日。不及女儿更正，胡于第二日溘然长逝。）
	《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 [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著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04 20.00元
毋庸质疑，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理论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思考资源。由于这一资源的丰富繁复，想用二十几万汉字说清楚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贝尔特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著作中涉及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乎所有西方较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像涂尔干、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帕森斯、默顿、卢曼等，给了吉登斯、福科、哈贝马斯以专章讨论。但令人不解的是，马克斯·韦伯不但未予专章讨论，甚至较少提及。韦伯虽然生于十九世纪，但他的主要作品发表于二十世纪，其影响更在于二十世纪，这怎么不让人怀疑作者的选择的标准甚至立场呢？是的，作者开篇对此做了解释，但我觉得解释适用于卡尔·马克思，或许半个孔德，但的确不怎么适宜韦伯。但是，这可能存在的瑕疵并不能掩盖作品的光芒。作者的标准的确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那些与政治生活有着错综复杂联系的社会理论的确不符合贝尔特定义的“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之标准，虽然作者并非真的忽视它们。
	《以自由看待发展》 [印]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07 39.00元
阿马蒂亚·森的著作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已有时日，具知较早的是《伦理学与经济学》（2000），后来是《贫困与饥荒》（2001）。《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其获诺奖（1998）第二年的作品。三部作品连贯起来看，发现森的研究贯穿着被许多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学家（学者）的责任与良知。这或许是森在国内并不被重视的原因吧。其实，森的研究及思想于我们有多么大的意义！《伦》著理论与思想性极强，对专业人员的意义不必多说；《贫》著以实证带出理论框架，其结论是无论如何不能不被重视——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森的研究告诉我们，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度从不发生灾难性饥荒。《以》著是森写给公众阅读的，出发点是当公众介入经济问题的讨论、辩论时，应以什么角度看待发展本身。很显然，森深切体会到人们看待、评估发展时常常走入误区的境况，挺身而出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森看来，于测量发展的标准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指标）比公民拥有广泛的自由（权利）尤其是政治自由（权利）更重要的了。换句话说，对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被森定义的“实质性自由”——公民的政治自由，社会选择时的机会均等以及消除信息获得中的严重不对称。森生于印度，在印度受基础高等教育，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是剑桥经济学派重要成员。他长期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退休后又回到母校剑桥任三一学院院长。有意思的是他在西方漂泊大半生却至今保持印度国籍。森著述等身，声誉富可敌国，但为人极为谦和。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张礼恒/著商务印书馆 2002.06 22.00元
一个远比很多人重要的人却长期不被世人所知一定有深刻的原因。伍廷芳的名字不但比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孙中山，甚至不如郭嵩焘、薛福成、张謇、辜鸿铭……等人知名；他比容闳重要得多，但后人更记得容闳而不是伍廷芳；同样主持清末的法律制度改革，沈家本的名声比伍更大；等等，等等。以上有“臭名昭著”者，伍没那么“臭”；有走极端者，伍也没那么极端；有因某种政治或历史原因被重视者，伍虽官至正二品但难得算上政治色彩浓厚的人；更有伟大的革命家，而伍充其量是一个激进的低调改良者；等等，等等。但伍廷芳于晚清中国的意义有多大呢？说他一个人顶着大清国外交的半个天下恐怕不为过（1882年以后，他几乎参与了清政府对外的一切谈判）；说他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铁路之父也恰其所当（不仅主持修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而且开创了一整套铁路建设的管理经验和融资办法）。他使美八年，同时兼着大清驻数国（几乎整个美洲）的公使，曾发动了对美排华政策进行“报复”的抵制美货运动，迫使墨西哥、秘鲁与大清国签定了第一个平等条约……他还是当时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治下的第一个华人大律师，第一个华人议员……可人们怎么就记不住他呢？张礼恒先生的著述的主要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了伍廷芳。因此不能再苛求张在其著作的主题和副题之下做得更多。
	《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房宁等/著人民出版社 2002.05 24.50元
学者之所以被称为学者而不是其他，就在于他（们）著述时能尽可能保持严谨、科学的态度，不为任何哪怕是再有理由的利益所动而丧失学者的立场。舍此，怎么也算不上学者，充其量是个别利益的代言人。该著述的选题可谓精彩，但通篇不是学者在言说，从而使选题的价值大大丧失了，殊为可惜。研究的客观，能让人对结论有基本的信任感，至少是有参考价值。否则一切研究的初衷将走向其反面。具体到《成》书，比如，怎么能把纯粹出于商业炒作目的之作当成研究的论据引证呢？（我指的是几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当然被此书误导的不止《成》书的作者们，国外不明就里的人拿此书当真说明他们的小儿科。）再比如，怎么能把自己作品的观点和意见当成历史某一时段的主流意见而如此长篇地加以罗列引证呢？（请参考《成》书191-205，320，330，355-362，376-378页有关引述）还有，另一些不同的声音是怎样被客观、公正地处理的呢？（所谓“自由主义派别”的著述和言论）尤其网民隐在屏幕后的言论到底代表多少人群的意见和情绪倾向，引用起来就得更加谨慎才对，断不能据此下结论。凡此种种，说明此项研究存在的并不简单的是材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等问题。用预设的前提甚或结论指导下的研究，怎么能让阅读者不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