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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09 28.00元
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与中国的关系的结局称作“无奈”，我多少体会到了作者的某种无奈，更真实的图景应该说是悲哀吧！多少年来，人们对司徒的了解局限于毛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中作为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司徒留给中国人民的印象，怎么说都是一张丑恶的嘴脸。政治家的毛那样别了司徒雷登，情有可原！历史学家也跟着毛别司徒，说不过去！司徒别中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出版社用内部发行的办法出版过司徒的个人传记，此外很少见到关于司徒的研究；新世纪伊始，老司徒终于回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郝先生代表中国人找回对这位伟大的美国人记忆！司徒在华五十年，他的传教士的老父老母便葬在我们的杭州。中国现代最著名的燕京大学出自司徒之手，其意义甚至不是现在的国人看得那么清楚的。司徒对中国的贡献与同样出名的斯诺虽然性质不同，但肯定非后者可比。这让我想起了二战后的丘吉尔。二战一结束，英国人就把丘吉尔选了下去，忘了是谁带他们度过大不列颠历史上最严酷的日子。丘氏说，善忘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说实话，不仅丘氏言不由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对待司徒与英国人“遗忘”丘吉尔根本就是两码事—按当时的逻辑，有人是想让司徒遗臭万年的！幸好历史有其自身的演绎逻辑，让我们读到了关于司徒出自我们自己学者之手的精彩的作品。让我们永远记住像司徒这样为中国现代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三联书店 2002.10 36.00元
历史上有很多年份最担当“转折”一词所要传达的意思，比如万历十五年。相较而言，它比随之而来的年份还要重要。在金先生看来，1947年就是比1949年还重要的年份，它预告了1949年的到来，如同万历十五年预告了后来明的覆亡。这样的年份往往藏着某种玄机，当时的人未必看得出来，历史学家总结的时候，让我们顿开茅塞！ 1947年无疑是藏着玄机的年份！金著从头至尾，用大量史料，层层拨开迷雾，告诉我们1947年是怎样藏着1949年的玄机的，令人叫绝。故事是从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国军由“接收”变为“劫收”开始的。所谓“劫收”，就是“接收”大员们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对除他们自己外的所有人（和阶层）“竭泽而渔！”屡屡展现了一个王朝临终时的败相。接下来是王朝首脑蒋介石用尽心计想武力解决心腹之患—消灭与他为敌二十余年的共产党军队但又迟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机会；于是展开了从重庆到南京的国共“和谈”。再后来就是双方于华北、中原小试锋芒的大战而蒋错将“受挫”当干粮（期间还上演过一幕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1947年终于在公布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朗朗声中到来了！ 1947年最值得记述的有三件事：沈崇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席卷全国乃至台湾的反美抗暴运动）；孟良崮战役（以蒋的失败而告终）；和孟良崮战役结束仅4天后掀起的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浪潮（国民政府后院起火）。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被历史学家串起来，便构成了一副图景。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很多事件发生，共同组成了1949年到来的玄机。余下的无论如何该留给读者诸君了。
	《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12 38.00元
中国自古有思想流派承续的传统，比如孔丘的孔门弟子，朱熹的朱门弟子，乃至陈寅恪的陈门弟子，等等。但谁听说过“殷门弟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殷氏怎么成就了自家的“门”，而且绵延不绝？这正是需要后人“展望”以及由《展望》回答的。我想《展望》不仅给了答案，而且给了答案的答案。〈展望〉魅力无穷！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难同意殷海光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展望的结论。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我对先生的敬意！“出版说明”启发了我，引起了我的这种敬意。“说明”是这样写的：“他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在台湾的20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和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因此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仅此是担当不起“旗帜”和“精神导师”的。殷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乃至挞伐以及理性的殷殷之情，都令人钦佩。但真正给人以震动的恰是其思想的穿透力和论证逻辑的缜密。殷门弟子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张灏到钱甬祥。而中国大陆的“殷迷”们从阅读中还能悟出比这更多的东西来么？
	《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孙歌/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10 35.00元
与是否赞同她的观点无涉，我喜欢读孙的文字，因为它们“带劲儿”。我可以肯定她的文字都是真情真思考的流露，而不是为稻梁谋。之所以这样称赞孙，是因为如她一样的写作与思考并不多。 “带劲儿”，又何以让孙论述起来两难呢？孙的说法是自己不是历史学家！打击面有点宽，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比如，“客观地”统计南京大屠杀的准确数字，让一些人竟然得出不存在大屠杀事实的结论，孙就无法沉得住气，屠杀了便屠杀了（尤其是那样毫无人性的残暴手段！），在这里数字到底有多大的意义？非得真的血流如滔滔江河不可？——孙正是从这里走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的。但当孙站在亚洲立场关照西方霸权问题时，她同样身陷另一种两难之境，这不奇怪。历史学家到底应该有历史学家的冷静，否则一大群人类由谁去总结生息繁衍的教训呢？我不知道当西德总理代表三代德国人向波兰人下跪请求宽恕时，西德人怎么想——要知道二战期间有多少德国子弟战死疆场；日本人又怎么想，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德国人更矮小了么？哎，真的是两难啊！人类恐怕正是在两难中不断修正前行的道路，让矮小的更高，高的更伟大吧？南非共和国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恐怕也是既提醒了前者要更多地自醒，亦表彰了后者的自醒能力吧？但韩国人走向自由民主道路后，为什么还要对从前的种种进行“清算”呢？怎么说也不会是因为韩国人比南非人更小气吧？历史的隧洞里确存在某种我们至今还未体悟出的玄机！两难！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01 18.00元
推崇王和讨厌王的人都很极致。前者说，老王智慧！后者曰，“老王那只乌鸦嘴！”我是前者派，因之喜欢老王的那只“乌鸦嘴”！要知道，老王的智慧与“乌鸦嘴”正是某些人讨厌他的根由所在。换句话说，人们一般不太会在意满嘴跑舌头的乌鸦聒噪什么，也不太惧怕智慧而不事“声张”的大师兜着圈子抖包袱，在意、怕的正是老王这样智慧又藏不住“舌头”的人。《我的自述》又一次闪亮再现了老王的两手功夫，当然遭人嫉恨是免不了的了。然而，我认为糟糕的是前者派后者派都躲不过王蒙，所以“打不过还躲不过？”并非真理，只能是疑问句！王蒙在过去的20年带给我们太多的东西（没有比“东西”更准确的词了）。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介入人文精神讨论，推出著名的“躲避崇高”论，我们当记得；2001年他发表《王蒙讲稿》（上海文艺版），2002年6月老王《笑而不答》（辽宁教育版）——让我们摒住呼吸过（掩卷而思也），也让我们喷过饭（笑而似答非答）。终于，今年刚开年，王“乌鸦嘴”般地忍不住讲述自己的人生哲学，恐怕又会卷起一小阵是非。不过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老在想，老王怕是要封笔了吧？果此，天下太平一段肯定是没问题啦！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09 28.00元
把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与中国的关系的结局称作“无奈”，我多少体会到了作者的某种无奈，更真实的图景应该说是悲哀吧！多少年来，人们对司徒的了解局限于毛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中作为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司徒留给中国人民的印象，怎么说都是一张丑恶的嘴脸。政治家的毛那样别了司徒雷登，情有可原！历史学家也跟着毛别司徒，说不过去！司徒别中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出版社用内部发行的办法出版过司徒的个人传记，此外很少见到关于司徒的研究；新世纪伊始，老司徒终于回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郝先生代表中国人找回对这位伟大的美国人记忆！司徒在华五十年，他的传教士的老父老母便葬在我们的杭州。中国现代最著名的燕京大学出自司徒之手，其意义甚至不是现在的国人看得那么清楚的。司徒对中国的贡献与同样出名的斯诺虽然性质不同，但肯定非后者可比。这让我想起了二战后的丘吉尔。二战一结束，英国人就把丘吉尔选了下去，忘了是谁带他们度过大不列颠历史上最严酷的日子。丘氏说，善忘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说实话，不仅丘氏言不由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对待司徒与英国人“遗忘”丘吉尔根本就是两码事—按当时的逻辑，有人是想让司徒遗臭万年的！幸好历史有其自身的演绎逻辑，让我们读到了关于司徒出自我们自己学者之手的精彩的作品。让我们永远记住像司徒这样为中国现代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三联书店 2002.10 36.00元
历史上有很多年份最担当“转折”一词所要传达的意思，比如万历十五年。相较而言，它比随之而来的年份还要重要。在金先生看来，1947年就是比1949年还重要的年份，它预告了1949年的到来，如同万历十五年预告了后来明的覆亡。这样的年份往往藏着某种玄机，当时的人未必看得出来，历史学家总结的时候，让我们顿开茅塞！ 1947年无疑是藏着玄机的年份！金著从头至尾，用大量史料，层层拨开迷雾，告诉我们1947年是怎样藏着1949年的玄机的，令人叫绝。故事是从日本战败宣布投降，国军由“接收”变为“劫收”开始的。所谓“劫收”，就是“接收”大员们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对除他们自己外的所有人（和阶层）“竭泽而渔！”屡屡展现了一个王朝临终时的败相。接下来是王朝首脑蒋介石用尽心计想武力解决心腹之患—消灭与他为敌二十余年的共产党军队但又迟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机会；于是展开了从重庆到南京的国共“和谈”。再后来就是双方于华北、中原小试锋芒的大战而蒋错将“受挫”当干粮（期间还上演过一幕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1947年终于在公布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的朗朗声中到来了！ 1947年最值得记述的有三件事：沈崇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席卷全国乃至台湾的反美抗暴运动）；孟良崮战役（以蒋的失败而告终）；和孟良崮战役结束仅4天后掀起的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浪潮（国民政府后院起火）。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被历史学家串起来，便构成了一副图景。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很多事件发生，共同组成了1949年到来的玄机。余下的无论如何该留给读者诸君了。
	《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12 38.00元
中国自古有思想流派承续的传统，比如孔丘的孔门弟子，朱熹的朱门弟子，乃至陈寅恪的陈门弟子，等等。但谁听说过“殷门弟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殷氏怎么成就了自家的“门”，而且绵延不绝？这正是需要后人“展望”以及由《展望》回答的。我想《展望》不仅给了答案，而且给了答案的答案。〈展望〉魅力无穷！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难同意殷海光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展望的结论。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我对先生的敬意！“出版说明”启发了我，引起了我的这种敬意。“说明”是这样写的：“他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在台湾的20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和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因此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仅此是担当不起“旗帜”和“精神导师”的。殷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乃至挞伐以及理性的殷殷之情，都令人钦佩。但真正给人以震动的恰是其思想的穿透力和论证逻辑的缜密。殷门弟子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张灏到钱甬祥。而中国大陆的“殷迷”们从阅读中还能悟出比这更多的东西来么？
	《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孙歌/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10 35.00元
与是否赞同她的观点无涉，我喜欢读孙的文字，因为它们“带劲儿”。我可以肯定她的文字都是真情真思考的流露，而不是为稻梁谋。之所以这样称赞孙，是因为如她一样的写作与思考并不多。 “带劲儿”，又何以让孙论述起来两难呢？孙的说法是自己不是历史学家！打击面有点宽，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比如，“客观地”统计南京大屠杀的准确数字，让一些人竟然得出不存在大屠杀事实的结论，孙就无法沉得住气，屠杀了便屠杀了（尤其是那样毫无人性的残暴手段！），在这里数字到底有多大的意义？非得真的血流如滔滔江河不可？——孙正是从这里走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的。但当孙站在亚洲立场关照西方霸权问题时，她同样身陷另一种两难之境，这不奇怪。历史学家到底应该有历史学家的冷静，否则一大群人类由谁去总结生息繁衍的教训呢？我不知道当西德总理代表三代德国人向波兰人下跪请求宽恕时，西德人怎么想——要知道二战期间有多少德国子弟战死疆场；日本人又怎么想，他们会觉得自己比德国人更矮小了么？哎，真的是两难啊！人类恐怕正是在两难中不断修正前行的道路，让矮小的更高，高的更伟大吧？南非共和国图图大主教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恐怕也是既提醒了前者要更多地自醒，亦表彰了后者的自醒能力吧？但韩国人走向自由民主道路后，为什么还要对从前的种种进行“清算”呢？怎么说也不会是因为韩国人比南非人更小气吧？历史的隧洞里确存在某种我们至今还未体悟出的玄机！两难！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01 18.00元
推崇王和讨厌王的人都很极致。前者说，老王智慧！后者曰，“老王那只乌鸦嘴！”我是前者派，因之喜欢老王的那只“乌鸦嘴”！要知道，老王的智慧与“乌鸦嘴”正是某些人讨厌他的根由所在。换句话说，人们一般不太会在意满嘴跑舌头的乌鸦聒噪什么，也不太惧怕智慧而不事“声张”的大师兜着圈子抖包袱，在意、怕的正是老王这样智慧又藏不住“舌头”的人。《我的自述》又一次闪亮再现了老王的两手功夫，当然遭人嫉恨是免不了的了。然而，我认为糟糕的是前者派后者派都躲不过王蒙，所以“打不过还躲不过？”并非真理，只能是疑问句！王蒙在过去的20年带给我们太多的东西（没有比“东西”更准确的词了）。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介入人文精神讨论，推出著名的“躲避崇高”论，我们当记得；2001年他发表《王蒙讲稿》（上海文艺版），2002年6月老王《笑而不答》（辽宁教育版）——让我们摒住呼吸过（掩卷而思也），也让我们喷过饭（笑而似答非答）。终于，今年刚开年，王“乌鸦嘴”般地忍不住讲述自己的人生哲学，恐怕又会卷起一小阵是非。不过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老在想，老王怕是要封笔了吧？果此，天下太平一段肯定是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