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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 28.00元
笔者不是第一次评介福山的著作。在诸多原因中，想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对福山的误解是重要的一条。因为自本书出版之后，这种误解太多了！一定是因此，作者开篇用很多文字解释了历史的“终结”的意思，不厌其烦地引用黑格尔的有关论述。试图证明，“终结”论并非福山氏的发明。福山的确老实。其实，凡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熟悉马克思“历史终结论”的？可见，对历史的“终结”大家是有共识的，争议在“终结”在哪儿。所以批福山就不能首先说他太狂妄。福山的“狂妄”在于他说历史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这儿。这让我想起科学史上屡屡发生的发明权的争议。在我看来，“发明权”还不是争议的焦点，重心在唯谁独尊上！环境还不容许我们深入评价福山的结论，但我的确相信福山的证明和结论都是认真的，而非故作惊人之语，更不是哗众取宠。哪怕是基于这一点，我也要向福山致意。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02 30.00元
书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杜老文集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杜老是自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新制度变迁的见证人,设计者之一,因此对这段他最有发言权—有发言权又有权威又有可能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尽管这段历史很从人熟悉，但到底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也到底是历史了，所以记忆的模糊与淡化都不可避免。但杜老展现的1980、1981年（以及以后）的文献，还是让我辈生出很多感想。中国的道路走起来有多难啊—而明明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也还是难！甚至杜老在倡导走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时候也还忘不了抬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吓唬”反对者，悲夫矣？意识形态的难路虎决不比景阳冈的老虎更善。所幸意识形态的拦路虎被二十多年中国的实践打得快要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杜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很少再绕弯子,更智慧更犀利的文字. 其实,我更惊叹杜老的文字与表达的功夫.在中国,谁缺少这种功夫,想办好事都难!杜老也不例外.所以,阅读杜老的文章有如沐浴春风,剔除某些表述,你欣赏到的是最好的文字以及最见功力的修辞—非大智慧不能为也—也算意外的收获吧。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中国思想随笔菁华）祝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02 19.80元
这是一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饥饿”的思想随笔集. 中国知识份子因什么而饥饿呢?因缺少自由表达的权利?因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因缺少自醒、反思能力？还是因缺少职业化心态，不能只心向学，敬业学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勾起多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本文集的意义首先在此。在中国，有书写表达能力的人，有在俄罗斯思想家语境内外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概念的，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家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概念的，也有德国思想家希特意义上使用“学者”概念的。在概是一个意思。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是否工人阶级一部分都成了问题。更甚者，稳中有降识分子是什么质地成了问题的核心部分。它的传统似乎决定了它在20世纪40年代，只能走所谓“第三条道路”，重庆校场口事件便粉碎了他们的理想，于是转而支持暴力推政权的选择；胡风事件却让更多的他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更有甚者选择了落井下石；思想解放年代，他们中的多数人选择痛说“文革”遭遇，控诉林彪四人帮。他们无力反省自己所作所为。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改不了的习性，最多躲进书斋只心向学，并以此为荣！《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真的要检省自己的责任？编者的用意好像是这样。但我确实看到一些拉拉杂杂的文章夹在其中，不知它们说些什么。并不是遗憾，而是产生某种疑惑。

	《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1 28.00元
笔者不是第一次评介福山的著作。在诸多原因中，想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对福山的误解是重要的一条。因为自本书出版之后，这种误解太多了！一定是因此，作者开篇用很多文字解释了历史的“终结”的意思，不厌其烦地引用黑格尔的有关论述。试图证明，“终结”论并非福山氏的发明。福山的确老实。其实，凡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有几人不熟悉马克思“历史终结论”的？可见，对历史的“终结”大家是有共识的，争议在“终结”在哪儿。所以批福山就不能首先说他太狂妄。福山的“狂妄”在于他说历史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这儿。这让我想起科学史上屡屡发生的发明权的争议。在我看来，“发明权”还不是争议的焦点，重心在唯谁独尊上！环境还不容许我们深入评价福山的结论，但我的确相信福山的证明和结论都是认真的，而非故作惊人之语，更不是哗众取宠。哪怕是基于这一点，我也要向福山致意。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02 30.00元
书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杜老文集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杜老是自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村新制度变迁的见证人,设计者之一,因此对这段他最有发言权—有发言权又有权威又有可能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尽管这段历史很从人熟悉，但到底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也到底是历史了，所以记忆的模糊与淡化都不可避免。但杜老展现的1980、1981年（以及以后）的文献，还是让我辈生出很多感想。中国的道路走起来有多难啊—而明明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也还是难！甚至杜老在倡导走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时候也还忘不了抬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吓唬”反对者，悲夫矣？意识形态的难路虎决不比景阳冈的老虎更善。所幸意识形态的拦路虎被二十多年中国的实践打得快要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杜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很少再绕弯子,更智慧更犀利的文字. 其实,我更惊叹杜老的文字与表达的功夫.在中国,谁缺少这种功夫,想办好事都难!杜老也不例外.所以,阅读杜老的文章有如沐浴春风,剔除某些表述,你欣赏到的是最好的文字以及最见功力的修辞—非大智慧不能为也—也算意外的收获吧。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中国思想随笔菁华）祝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02 19.80元
这是一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饥饿”的思想随笔集. 中国知识份子因什么而饥饿呢?因缺少自由表达的权利?因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因缺少自醒、反思能力？还是因缺少职业化心态，不能只心向学，敬业学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勾起多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本文集的意义首先在此。在中国，有书写表达能力的人，有在俄罗斯思想家语境内外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概念的，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想家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概念的，也有德国思想家希特意义上使用“学者”概念的。在概是一个意思。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是否工人阶级一部分都成了问题。更甚者，稳中有降识分子是什么质地成了问题的核心部分。它的传统似乎决定了它在20世纪40年代，只能走所谓“第三条道路”，重庆校场口事件便粉碎了他们的理想，于是转而支持暴力推政权的选择；胡风事件却让更多的他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更有甚者选择了落井下石；思想解放年代，他们中的多数人选择痛说“文革”遭遇，控诉林彪四人帮。他们无力反省自己所作所为。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改不了的习性，最多躲进书斋只心向学，并以此为荣！《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真的要检省自己的责任？编者的用意好像是这样。但我确实看到一些拉拉杂杂的文章夹在其中，不知它们说些什么。并不是遗憾，而是产生某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