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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送正义的方式》贺卫方/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12 29.00元
在贺的逻辑里，与其无休止地去争论“正义”何指，不如讨论眼下急务：“正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运送)，也就是贺关心的“具体法治”。比如，法袍与法官的素质谁更优先考虑?当然是后者!但实情是法袍早已穿上了，法官的素质问题大部分还在争论之中。比如，法锤的使用与法官独立判案，不用说，后者重要。但实情是法锤敲击的声音早已回荡在庭审公堂，而法官的独立判案呢?贺的文章中处处是具体法治的种种比较，说的稳、准、狠(非恶狠也，坦率也)，行文亦愈益老到，精彩处令人叫绝! 法学家有两种：一则从事纯法理的梳理与论证；一则将已被证明和不言自明的法理运用于法治社会的每一种实践。后者的工作一是提醒公民应知事项，紧紧把握维权的手段，二来督促立法、执法机构能照理之实然说话办事。贺的工作无疑侧重后者，因此比较难得。《运送正义的方式》说明了这种难得。
	《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02 25.00元
“长治”，是产煤大省山西的一个中等城市；“长治”，对“长治”建设及治理的期望，“长治”久安也。当年柯云路笔下的李向南——吕日周，在本书中讲的正是长治——长治的故事。我读过文学版本的《长治，长治》，就是人民文学版的《龙年档案》。或许柯云路早几年的表现让许多读者生疑的原因，《龙》书上市后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吕日周版的《龙年档案》却因其“自述”横扫大江南北!据说，吕日周差点当选某报2002年“人物”，可见吕的影响之大。吕的业绩各类报道和上述两书都有充分的记述，此不赘言。我感兴趣的是支持吕业绩的两个基本因素：为民和治吏o“为民”，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谋政者，为民也。“治吏”，即整饬官吏，使其为民。目标单一而明确。但几千年，为政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国之民)找不到实现这一简单而明确目标的好方法与途径，确实让人泄气!吕的实践我不认为有普遍而根本的意义，原因在于既有体制框架依旧靠单纯的治吏不是使吏为民的治本之道——重要的是“为民”的原则有待纠正。与其“为民”，不如“民治”；因何“民治”，因为“民有”；“民治”何为? “民享”也。此为“为民”的根本之道。但我还是对吕日周充满敬意。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02 16.00元
这是一个老话题，不断被提起，说明有其意义和价值。因为两次革命开启了近代以来人类走向两种不同的模式。最直接的结果是，美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从宪法被十三州通过那时起未有根本的变动，而法国从1789年革命始，到戴高乐主政，其间经历了五次共和若干部宪法。还有，近代以来，一直想出人头地的法国，三百年间无法实现夙愿，而先是英国后是步英国精神后尘立国的美国领先世界三百年。这难道仅仅是历史之偶然? 《姊妹革命》一书有令人释疑的答案。这让我又想起法国前文化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关于信任社会不信任社会的比较：他说法国是一个不信任的社会，而英美(甚至包括日本)是信任社会。法国人认为自己早年落后于英国，是因为英国煤炭储藏以及产量都比法国高；后来日本比法国发展速度快，是因为日本没有煤!回头看两次革命，在一个民族面临选择关头时，法国人不信传统的价值，精英们力主必须打烂旧世界才能建立新世界；而美国那些保守的立国功臣们惟恐失掉传统，坚持将被其打败的英国的立国原则写进宪法。历史不能不让人想：到底是法国人选择了的革命式样使其成为今天的法国人，还是法国人注定了要选择那种使其成为今天的法国人的革命式样?
	《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魏宗雷等/著时事出版社 2003.01 32.00元
在近年的政策性声明和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听到“人道主义干预”这组词汇，但鲜见对它的明确解释，更不知其来龙去脉及实践情况。总之，概念的模糊导致认识上的巨大歧义，也使得这组词汇处境尴尬——“干预”，还“人道主义”?! 问题不是出在这组词汇上，而是它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确，它所表达的意义太过敏感——表明人类处于两个重要发展阶段过渡期的两难处境——大规模非殖民化进程才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对其记忆犹新；全球化进程刚刚起步，是耶非耶尚难定论。此时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各种形式的“干预内政”的变种，还是某种必须面对的挑战?一要观察，二要思考，三要研究，一棍子打死不是上策。比如，从德奎利亚尔到安南，几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安南甚至认为联合国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参加国全体人民的各种权利，因为“人权是联合国中各国人民之间神圣联系的核心”，因为“不尊重个人的权利，没有一个国家、社区和社会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比如，非洲部分国家因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南非事务，从而转变对该词汇所表达意义的态度；部分南美国家鉴于海地、尼加拉瓜等国政府践踏人权而美国出面干预的实践，也在逐步改变立场。可以肯定，“人道主义干预”不再只是西方国家的外交专利工具。

	《运送正义的方式》贺卫方/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2.12 29.00元
在贺的逻辑里，与其无休止地去争论“正义”何指，不如讨论眼下急务：“正义”以何种方式实现(运送)，也就是贺关心的“具体法治”。比如，法袍与法官的素质谁更优先考虑?当然是后者!但实情是法袍早已穿上了，法官的素质问题大部分还在争论之中。比如，法锤的使用与法官独立判案，不用说，后者重要。但实情是法锤敲击的声音早已回荡在庭审公堂，而法官的独立判案呢?贺的文章中处处是具体法治的种种比较，说的稳、准、狠(非恶狠也，坦率也)，行文亦愈益老到，精彩处令人叫绝! 法学家有两种：一则从事纯法理的梳理与论证；一则将已被证明和不言自明的法理运用于法治社会的每一种实践。后者的工作一是提醒公民应知事项，紧紧把握维权的手段，二来督促立法、执法机构能照理之实然说话办事。贺的工作无疑侧重后者，因此比较难得。《运送正义的方式》说明了这种难得。
	《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02 25.00元
“长治”，是产煤大省山西的一个中等城市；“长治”，对“长治”建设及治理的期望，“长治”久安也。当年柯云路笔下的李向南——吕日周，在本书中讲的正是长治——长治的故事。我读过文学版本的《长治，长治》，就是人民文学版的《龙年档案》。或许柯云路早几年的表现让许多读者生疑的原因，《龙》书上市后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吕日周版的《龙年档案》却因其“自述”横扫大江南北!据说，吕日周差点当选某报2002年“人物”，可见吕的影响之大。吕的业绩各类报道和上述两书都有充分的记述，此不赘言。我感兴趣的是支持吕业绩的两个基本因素：为民和治吏o“为民”，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谋政者，为民也。“治吏”，即整饬官吏，使其为民。目标单一而明确。但几千年，为政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国之民)找不到实现这一简单而明确目标的好方法与途径，确实让人泄气!吕的实践我不认为有普遍而根本的意义，原因在于既有体制框架依旧靠单纯的治吏不是使吏为民的治本之道——重要的是“为民”的原则有待纠正。与其“为民”，不如“民治”；因何“民治”，因为“民有”；“民治”何为? “民享”也。此为“为民”的根本之道。但我还是对吕日周充满敬意。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 [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02 16.00元
这是一个老话题，不断被提起，说明有其意义和价值。因为两次革命开启了近代以来人类走向两种不同的模式。最直接的结果是，美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从宪法被十三州通过那时起未有根本的变动，而法国从1789年革命始，到戴高乐主政，其间经历了五次共和若干部宪法。还有，近代以来，一直想出人头地的法国，三百年间无法实现夙愿，而先是英国后是步英国精神后尘立国的美国领先世界三百年。这难道仅仅是历史之偶然? 《姊妹革命》一书有令人释疑的答案。这让我又想起法国前文化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关于信任社会不信任社会的比较：他说法国是一个不信任的社会，而英美(甚至包括日本)是信任社会。法国人认为自己早年落后于英国，是因为英国煤炭储藏以及产量都比法国高；后来日本比法国发展速度快，是因为日本没有煤!回头看两次革命，在一个民族面临选择关头时，法国人不信传统的价值，精英们力主必须打烂旧世界才能建立新世界；而美国那些保守的立国功臣们惟恐失掉传统，坚持将被其打败的英国的立国原则写进宪法。历史不能不让人想：到底是法国人选择了的革命式样使其成为今天的法国人，还是法国人注定了要选择那种使其成为今天的法国人的革命式样?
	《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魏宗雷等/著时事出版社 2003.01 32.00元
在近年的政策性声明和新闻报道中我们常常听到“人道主义干预”这组词汇，但鲜见对它的明确解释，更不知其来龙去脉及实践情况。总之，概念的模糊导致认识上的巨大歧义，也使得这组词汇处境尴尬——“干预”，还“人道主义”?! 问题不是出在这组词汇上，而是它所要表达的意义。的确，它所表达的意义太过敏感——表明人类处于两个重要发展阶段过渡期的两难处境——大规模非殖民化进程才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对其记忆犹新；全球化进程刚刚起步，是耶非耶尚难定论。此时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各种形式的“干预内政”的变种，还是某种必须面对的挑战?一要观察，二要思考，三要研究，一棍子打死不是上策。比如，从德奎利亚尔到安南，几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安南甚至认为联合国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参加国全体人民的各种权利，因为“人权是联合国中各国人民之间神圣联系的核心”，因为“不尊重个人的权利，没有一个国家、社区和社会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比如，非洲部分国家因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南非事务，从而转变对该词汇所表达意义的态度；部分南美国家鉴于海地、尼加拉瓜等国政府践踏人权而美国出面干预的实践，也在逐步改变立场。可以肯定，“人道主义干预”不再只是西方国家的外交专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