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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蒋庆/著北京三联书店 2003.05 26.80元
“政治儒学”，是蒋氏独创的概念，首见于8年前出版的《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版／1995)，所以建议对此题有兴趣的读者请先阅读《引论》。作者论证的核心是：经典儒学传统两分，一是广为人知的心性儒学 (尤以宋明理学为代表)；一是由汉代大儒董仲舒集大成、晚清变革首领康有为继绝的政治儒学。所谓政治儒学，即关注、实践制度建设之学。孔子亲订编制的《春秋》经是该学说的草草大者，是总纲，其次为《诗》、《书》、《易》、《礼》等等。蒋氏30万言(若再加上8年前近 30万言共60万言)，总其要者，一句话：全面恢复儒家政治学说传统，并以此为圭臬建设我们的政治文明。可谓宏大之至。作为理想实现的铺垫，蒋氏首先批判了将儒学庸俗化了的宋明理学，继之指出现当代新儒家开“新外王”药方时向西学投降的弊端，最后力陈百年来学习西方制度建设中已经或即将(可能)造成种种遗毒的巨大危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西方自由主义 (包括宪政)的解释，以及该“主义”为何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述，虽说有牵强的一面，但的确自成一说，不可与另些否论等量齐观。作者认为，全面恢复儒学传统(学统加道统)，内，可以求“圣”，外，可以成“王”。由于新儒学在开新外王上不自觉地走入歧途，中华道统学统恢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政治儒学”肩上，而“政治儒学”饱含与现当代改制、建制原则相对相补的政治资源，它完全担当得起这一重任! “政治儒学”学说，难道真的仅仅是近世以来种种奇谈怪论最现代的翻版?
	《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季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01 20.00元
“法治”(?)抑或“治法”(?)，是季卫东“宪政新论”的中心议题。季否定“法治”(法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治被统治者的工具)，主张“治法”(法为合众追求社会治理之契约，因此以保护立约者权益为首要)。“宪政”者，“治政”也，“宪法”者，“治法”是也；“执政”者，执宪为正是也，“合宪”，就是执政者的行为严格遵照立约者(合众)之立约精神，所有偏颇者，必受合宪之审查。有法，甚至很系统，未必真“治法”，“恶法也是法”是也；“治法”，就是治理以法，决非“依法治理”。宪政真精神，无出其右! 全球化时代，法与社会变迁之关系，主要国家重在一个随行就市(如何改以适应新情况)，而我们的宪政之路难在几处：首先是确立观念，其次是纠正，再次是设计、建立，再再次才是“随行就市”。换句话说，宪政之演进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亦不可能一步跨人“随行就市”境界，亦步亦趋方能步步为营，没有先辈之“附庸”谈何后人之“风雅”? 在季氏看来，宪政之路最忌两点：一是假宪政之名，行真专制之实 (维持会、地方资源等等不过是其可怜的变种而已)；一是囫囵吞枣，照猫画虎，全盘“西化”。现下坊间之议论恰恰又多出这两点，有的只是改头换面了，不易察觉。在季氏看来，宪政之路再难，也要走。否则，你的文明不仅令人怀疑。因为宪政是合众自己的事，最好是造个平台让大伙自己解决。季氏坚定地相信“大伙”有这个能力！
	《欧洲文明的进程》陈乐民周弘/著北京三联书店 2003.05 22.80元
读此书，脑子里始终想着两个问题：两个文明所代表的文化之交流；和，何谓“地方知识”? 传统上，“地方”相对于中央而存在，有边缘的意思，但不等于不重要。严格讲，所有知识首先都是“地方的”，能走向中心的说明它(们)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或价值。再者，理论上说，所有地方性知识都有可能走向中心，全看其造化。但未“造化”为“中心的”地方知识，未必没有其价值，它(们)甚至是未来的候选者，所以没有谁会真的轻看地方知识。怕只怕或自以为是或首鼠两端——前者，拼命想将自己挤进中心，不成，则抱残守缺，以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来抵御中心知识的普及；后者，完全不通知识的演化逻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别人发烧我吃药，既想学习别人又想着坚持自己，结果只能是非驴非马，甚至历史性地原地兜圈子，一百年之后回过头来还是原来的自己! 文明之间碰撞、冲突、甚至拼杀都不鲜见，交流、对话、相互学习亦是常态。争议在于：文明是否有高下、残缺丰满之分?设问：没有，还要相互学习干什么?你种你的玉米，我种我的小麦；没有，你讲你的文明，我照旧随地吐痰与你何干?有，则有个姿态(心态)问题，虚心求教是一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是也)，硬着脖子比试(“体用说”为其变种)亦是一种 (老中国是也)。殊不知，历史上我们学习了多少别人，别人又学了我们多少!唐帝国的种种开明开放，离今天也不过1500年，大清服膺儒学至今也才300余年。中华帝国的文明滥觞5000年，除却深厚的文化，最重要的一条是还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晚清之后，此一传统丧失殆尽。回到本书。欧洲文明脱胎于希腊、罗马，即使最黑暗的中世纪，亦有宗教的整合与商业文明的急速发展(否则怎能想象一个文艺复兴就将西欧推向近500年世界历史舞台的最前沿)。直到近代以前，这支文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即使杀伐征讨中)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学习交流。罗马人善战，但不妨碍其拿希腊人的哲学为我所用，进而融进其政治治理当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统一思想的实践进程，这之中不可缺少的恰恰是各文明的相互学习与交流。(谁都看到了期间无休止的杀伐征战。人类发展阶段的智慧如此，今人谈及有什么资格强求!)我们更关心的是，欧洲文明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修成了“中心知识”的正果，与我有用；我们的地方性知识，又有多少可以与之嫁接，实现我们自己的修炼?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5.00元
关于国际间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有“消极的”与“进攻式”之分，有名的摩根索属于前者(代表作是《国家间的政治》)，据说本书作者隶属后一阵营，因此不仅在西方颇受瞩目(由此招致赞扬与批评)，国人于此公亦不陌生——虽说对他有误解，但用他自己的理论确实逻辑地推导出了“中国威胁论”。其推导“公式”如下：a.大国为了争取最大的生存利益，必然谋取地区霸权；b.谋取霸权最好的工具是武力(虽然有许多其他工具)；c.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时段不止一个大国(作者主要以近现代150年为例)；d.因此大国间经常使用武力，民主国家间亦是如此(所以作者极力批评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克林顿的政策就不以为然)；e.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说潜在的大国)，未来必然追求地区霸权，现在的中国未来必将对美国太平洋尤其东亚地区利益构成威胁；f.(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必须申明的是，作者立意并非专为论证“中国威胁”，上述e、f项只是其理论的逻辑结论。) 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大国?作者的标准简练明晰：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强大。按此标准，说中国“潜在”，是因眼下的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印度与中国在人口一项不相上下，但在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经济实力面前，多少有小巫见大巫之嫌，况且还有中国的制约。说实话，不论从什么角度我都无法赞成作者的立论。我更相信民主国家间不战的乐观主义理论——不管这一理论有多么“虚幻”!
	《罗马皇帝尼禄》 [美]韦戈尔/著王以铸/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03 17.00元
在希特勒、斯大林之前，提起古罗马的统治者尼禄，与中国人提起秦始皇的感觉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尼禄=残暴，血腥，荒淫无度，令人恐惧不寒而栗。但历史上真实的尼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多年来人们并不得而知，以讹传讹，上述关于尼禄的种种也就成了信史，无人深究。不用多说，韦戈尔的文章旨在为尼禄翻案，恢复尼禄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读起来，首先要过的是心理这一关。(顺便说，遗憾的是到最后我还是未读明白尼禄的身世，好在这一点对了解尼禄非必要条件也)于是乎，我想，一些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到底是某些人笔下的或头脑中(想象的)，还是出于某种原因有意被描画的甚或被歪曲的?就尼禄而言，起因更像是后者。比如当时得势的罗马贵族不容忍尼禄移风易俗的“胡服骑射”，更鄙视其礼贤下士的当众引吭高歌的“丑行”(一个皇帝怎能不顾尊严当众唱歌呢?!)——其实这些个都是可以摆在桌面上说事的。背地里真正令贵族集团痛心疾首的是尼禄式的“土地改革”，发展工商业的种种政策与措施，一句话：利益格局重新划分——是可忍孰不忍?!尼禄成功过，但终究是个失败者，仅从其身后担负的骂名可见一斑——在西方如此，而且我们东方人知道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作者为其正名，但两千年留在无数人头脑中尼禄的阴影是一下子扫除的掉的么?我很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本小册子向世人提供了了解另一个尼禄的机会，是耶非耶，世人有了见仁见智的空间。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蒋庆/著北京三联书店 2003.05 26.80元
“政治儒学”，是蒋氏独创的概念，首见于8年前出版的《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版／1995)，所以建议对此题有兴趣的读者请先阅读《引论》。作者论证的核心是：经典儒学传统两分，一是广为人知的心性儒学 (尤以宋明理学为代表)；一是由汉代大儒董仲舒集大成、晚清变革首领康有为继绝的政治儒学。所谓政治儒学，即关注、实践制度建设之学。孔子亲订编制的《春秋》经是该学说的草草大者，是总纲，其次为《诗》、《书》、《易》、《礼》等等。蒋氏30万言(若再加上8年前近 30万言共60万言)，总其要者，一句话：全面恢复儒家政治学说传统，并以此为圭臬建设我们的政治文明。可谓宏大之至。作为理想实现的铺垫，蒋氏首先批判了将儒学庸俗化了的宋明理学，继之指出现当代新儒家开“新外王”药方时向西学投降的弊端，最后力陈百年来学习西方制度建设中已经或即将(可能)造成种种遗毒的巨大危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西方自由主义 (包括宪政)的解释，以及该“主义”为何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述，虽说有牵强的一面，但的确自成一说，不可与另些否论等量齐观。作者认为，全面恢复儒学传统(学统加道统)，内，可以求“圣”，外，可以成“王”。由于新儒学在开新外王上不自觉地走入歧途，中华道统学统恢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政治儒学”肩上，而“政治儒学”饱含与现当代改制、建制原则相对相补的政治资源，它完全担当得起这一重任! “政治儒学”学说，难道真的仅仅是近世以来种种奇谈怪论最现代的翻版?
	《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季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01 20.00元
“法治”(?)抑或“治法”(?)，是季卫东“宪政新论”的中心议题。季否定“法治”(法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治被统治者的工具)，主张“治法”(法为合众追求社会治理之契约，因此以保护立约者权益为首要)。“宪政”者，“治政”也，“宪法”者，“治法”是也；“执政”者，执宪为正是也，“合宪”，就是执政者的行为严格遵照立约者(合众)之立约精神，所有偏颇者，必受合宪之审查。有法，甚至很系统，未必真“治法”，“恶法也是法”是也；“治法”，就是治理以法，决非“依法治理”。宪政真精神，无出其右! 全球化时代，法与社会变迁之关系，主要国家重在一个随行就市(如何改以适应新情况)，而我们的宪政之路难在几处：首先是确立观念，其次是纠正，再次是设计、建立，再再次才是“随行就市”。换句话说，宪政之演进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亦不可能一步跨人“随行就市”境界，亦步亦趋方能步步为营，没有先辈之“附庸”谈何后人之“风雅”? 在季氏看来，宪政之路最忌两点：一是假宪政之名，行真专制之实 (维持会、地方资源等等不过是其可怜的变种而已)；一是囫囵吞枣，照猫画虎，全盘“西化”。现下坊间之议论恰恰又多出这两点，有的只是改头换面了，不易察觉。在季氏看来，宪政之路再难，也要走。否则，你的文明不仅令人怀疑。因为宪政是合众自己的事，最好是造个平台让大伙自己解决。季氏坚定地相信“大伙”有这个能力！
	《欧洲文明的进程》陈乐民周弘/著北京三联书店 2003.05 22.80元
读此书，脑子里始终想着两个问题：两个文明所代表的文化之交流；和，何谓“地方知识”? 传统上，“地方”相对于中央而存在，有边缘的意思，但不等于不重要。严格讲，所有知识首先都是“地方的”，能走向中心的说明它(们)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或价值。再者，理论上说，所有地方性知识都有可能走向中心，全看其造化。但未“造化”为“中心的”地方知识，未必没有其价值，它(们)甚至是未来的候选者，所以没有谁会真的轻看地方知识。怕只怕或自以为是或首鼠两端——前者，拼命想将自己挤进中心，不成，则抱残守缺，以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来抵御中心知识的普及；后者，完全不通知识的演化逻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别人发烧我吃药，既想学习别人又想着坚持自己，结果只能是非驴非马，甚至历史性地原地兜圈子，一百年之后回过头来还是原来的自己! 文明之间碰撞、冲突、甚至拼杀都不鲜见，交流、对话、相互学习亦是常态。争议在于：文明是否有高下、残缺丰满之分?设问：没有，还要相互学习干什么?你种你的玉米，我种我的小麦；没有，你讲你的文明，我照旧随地吐痰与你何干?有，则有个姿态(心态)问题，虚心求教是一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是也)，硬着脖子比试(“体用说”为其变种)亦是一种 (老中国是也)。殊不知，历史上我们学习了多少别人，别人又学了我们多少!唐帝国的种种开明开放，离今天也不过1500年，大清服膺儒学至今也才300余年。中华帝国的文明滥觞5000年，除却深厚的文化，最重要的一条是还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晚清之后，此一传统丧失殆尽。回到本书。欧洲文明脱胎于希腊、罗马，即使最黑暗的中世纪，亦有宗教的整合与商业文明的急速发展(否则怎能想象一个文艺复兴就将西欧推向近500年世界历史舞台的最前沿)。直到近代以前，这支文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即使杀伐征讨中)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学习交流。罗马人善战，但不妨碍其拿希腊人的哲学为我所用，进而融进其政治治理当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统一思想的实践进程，这之中不可缺少的恰恰是各文明的相互学习与交流。(谁都看到了期间无休止的杀伐征战。人类发展阶段的智慧如此，今人谈及有什么资格强求!)我们更关心的是，欧洲文明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修成了“中心知识”的正果，与我有用；我们的地方性知识，又有多少可以与之嫁接，实现我们自己的修炼?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35.00元
关于国际间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有“消极的”与“进攻式”之分，有名的摩根索属于前者(代表作是《国家间的政治》)，据说本书作者隶属后一阵营，因此不仅在西方颇受瞩目(由此招致赞扬与批评)，国人于此公亦不陌生——虽说对他有误解，但用他自己的理论确实逻辑地推导出了“中国威胁论”。其推导“公式”如下：a.大国为了争取最大的生存利益，必然谋取地区霸权；b.谋取霸权最好的工具是武力(虽然有许多其他工具)；c.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时段不止一个大国(作者主要以近现代150年为例)；d.因此大国间经常使用武力，民主国家间亦是如此(所以作者极力批评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克林顿的政策就不以为然)；e.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说潜在的大国)，未来必然追求地区霸权，现在的中国未来必将对美国太平洋尤其东亚地区利益构成威胁；f.(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必须申明的是，作者立意并非专为论证“中国威胁”，上述e、f项只是其理论的逻辑结论。) 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大国?作者的标准简练明晰：人口众多，经济实力强大。按此标准，说中国“潜在”，是因眼下的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印度与中国在人口一项不相上下，但在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经济实力面前，多少有小巫见大巫之嫌，况且还有中国的制约。说实话，不论从什么角度我都无法赞成作者的立论。我更相信民主国家间不战的乐观主义理论——不管这一理论有多么“虚幻”!
	《罗马皇帝尼禄》 [美]韦戈尔/著王以铸/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03 17.00元
在希特勒、斯大林之前，提起古罗马的统治者尼禄，与中国人提起秦始皇的感觉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尼禄=残暴，血腥，荒淫无度，令人恐惧不寒而栗。但历史上真实的尼禄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多年来人们并不得而知，以讹传讹，上述关于尼禄的种种也就成了信史，无人深究。不用多说，韦戈尔的文章旨在为尼禄翻案，恢复尼禄历史上的真实面目，所以读起来，首先要过的是心理这一关。(顺便说，遗憾的是到最后我还是未读明白尼禄的身世，好在这一点对了解尼禄非必要条件也)于是乎，我想，一些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到底是某些人笔下的或头脑中(想象的)，还是出于某种原因有意被描画的甚或被歪曲的?就尼禄而言，起因更像是后者。比如当时得势的罗马贵族不容忍尼禄移风易俗的“胡服骑射”，更鄙视其礼贤下士的当众引吭高歌的“丑行”(一个皇帝怎能不顾尊严当众唱歌呢?!)——其实这些个都是可以摆在桌面上说事的。背地里真正令贵族集团痛心疾首的是尼禄式的“土地改革”，发展工商业的种种政策与措施，一句话：利益格局重新划分——是可忍孰不忍?!尼禄成功过，但终究是个失败者，仅从其身后担负的骂名可见一斑——在西方如此，而且我们东方人知道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作者为其正名，但两千年留在无数人头脑中尼禄的阴影是一下子扫除的掉的么?我很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本小册子向世人提供了了解另一个尼禄的机会，是耶非耶，世人有了见仁见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