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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氓的时代》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04 29.00元
什么是“群氓”?以任何一种方式被组织到一起去的巨大人群是也。由此定义出发，很容易知道“群氓”产生于近代（此前，由于种种限制条件，人群被组织到—起非常困难——除军队和暴动的人群)，基本条件是社会面临艰难转型（首先是城乡日趋分化）、社会化大生产急剧普及（人口迅速积聚）等等。研究“群氓”的学问，被称作“社会群体心理学”或曰“社会心理学”。该种学说告诉我们：一个人作为个体，可能是最优秀的（将军、学者或小说家），但一旦其身处某一情境（领袖鼓噪，群情激愤等等），便可能（甚至必然）成为群中一氓——丧失理性，为非作歹而不自知! “群氓”大量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作用的时代被作者称为“群氓的时代”。群氓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所谓民众“解放意识”的大规模动员，是野心家挟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令诸侯（以野蛮武力觊觎政权），是野心家各种口号和教义驱使下的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道德沦丧般的暴力掠夺和人性摧残。总之，“群氓的时代”是一小撮人对巨大人群的非法利用以达利益小集团目的而面目冠冕堂皇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之后的种种“造反”运动正式开启了至今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群氓的时代”。这一人类文明的反向运动给身处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如何遏止以至彻底消除这一灾难，正是本书作者研究、写作的目的。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进一步阅读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版／2000），奥尔波特等的《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版／2003）。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著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6 28.00元
请展开欧洲版图。论面积，全欧洲只比中国多5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一个中等省），但却容纳了44个国家和地区。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应是“分”的历史（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称之为“民族国家”历史时期）；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直至1991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并纵深推进了欧洲由商品、货币走向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进程。面对欧洲，人们不仅要问：欧洲未来会成为一个类似国家的超级联盟吗?它的一体化演进将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构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德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在其主导欧洲事务后会旧病复发么?作者卡莱欧40年以来持续关注欧洲统一进程，并先后在几部著作中反复回答了上述问题。卡莱欧的结论是悲观的。从更长程的历史看卡氏的结论，他或许是对的。但我相信人类思想和制度创造的能力，尤其是基于生存需要的相互学习的能力。因此我相信欧洲的未来不能说会多么美好，但不会比哈布斯堡王朝、纳粹和斯大林统治下的欧洲更坏。虽然欧洲未来取决于过多的因素：美国的态度，法德的意志，俄罗斯的欧洲政策，以及两极欧洲的整合质量，等等。从欧洲反观中国，于我们有着巨大而现实的启示。
	《文化与制序》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6 12.00元
韦森是经济学家，其思考问题及写作的路数与汪丁丁不谋而合。这决定于韦森的著述不好读，须静下心来，谨慎待之，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落人他使你“不知所云”的陷阱。我无意于评价此种写作风格，我关心的是韦森的思考及推理过程以及他的工作于我们的真实意义。试图对“文化”进行定义，远的和国外的都不说，是近代以来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理由非常简单而充分：中国文化之命运使然。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从而使我们近代以来一败再败，受尽屈辱（与帝国鼎盛时代比)?拯救我们自己，是彻底告别甚或铲除古老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其进行现代性思考并进而使其转型，以适应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还是在传统中挖掘资源以拯救愈益“败落”的现代原则?韦森是后来的思考者，但却是队伍中的一员，他思考的背景不可能是别的，其问题的指向也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关注。只是他使用的“工具”更复杂，问题的展开面更大但收缩又有序而已。所以结论不仅有别于“五四”一代的任何一家，也不同于余英时、林毓生、殷海光，与蒋庆肯定也非一路。他的某种具独创的见解，只有在他引进“制序”（西文的institution）概念与文化关系的阐释中才能找到。太多的研究者使用“制度”一词，很多人也确实注意到“institution”的丰富涵义，但将此概念融人文化的研究中，并认定它的核心（本体论）意义的，韦氏恐怕是第一家。也许正是如此，韦森觉得他的工作“事非所愿，也原非得已”，作为经济学家的“不免僭越，如履薄冰”之感便无法避免了! 我同情韦森，也赞赏他的工作。

	《群氓的时代》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04 29.00元
什么是“群氓”?以任何一种方式被组织到一起去的巨大人群是也。由此定义出发，很容易知道“群氓”产生于近代（此前，由于种种限制条件，人群被组织到—起非常困难——除军队和暴动的人群)，基本条件是社会面临艰难转型（首先是城乡日趋分化）、社会化大生产急剧普及（人口迅速积聚）等等。研究“群氓”的学问，被称作“社会群体心理学”或曰“社会心理学”。该种学说告诉我们：一个人作为个体，可能是最优秀的（将军、学者或小说家），但一旦其身处某一情境（领袖鼓噪，群情激愤等等），便可能（甚至必然）成为群中一氓——丧失理性，为非作歹而不自知! “群氓”大量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作用的时代被作者称为“群氓的时代”。群氓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所谓民众“解放意识”的大规模动员，是野心家挟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令诸侯（以野蛮武力觊觎政权），是野心家各种口号和教义驱使下的一部分人群对另一部分人群的道德沦丧般的暴力掠夺和人性摧残。总之，“群氓的时代”是一小撮人对巨大人群的非法利用以达利益小集团目的而面目冠冕堂皇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希特勒之后的种种“造反”运动正式开启了至今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群氓的时代”。这一人类文明的反向运动给身处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如何遏止以至彻底消除这一灾难，正是本书作者研究、写作的目的。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进一步阅读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版／2000），奥尔波特等的《谣言心理学》（辽宁教育版／2003）。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著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6 28.00元
请展开欧洲版图。论面积，全欧洲只比中国多5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中国一个中等省），但却容纳了44个国家和地区。按中国人的理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应是“分”的历史（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称之为“民族国家”历史时期）；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直至1991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启并纵深推进了欧洲由商品、货币走向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进程。面对欧洲，人们不仅要问：欧洲未来会成为一个类似国家的超级联盟吗?它的一体化演进将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构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德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在其主导欧洲事务后会旧病复发么?作者卡莱欧40年以来持续关注欧洲统一进程，并先后在几部著作中反复回答了上述问题。卡莱欧的结论是悲观的。从更长程的历史看卡氏的结论，他或许是对的。但我相信人类思想和制度创造的能力，尤其是基于生存需要的相互学习的能力。因此我相信欧洲的未来不能说会多么美好，但不会比哈布斯堡王朝、纳粹和斯大林统治下的欧洲更坏。虽然欧洲未来取决于过多的因素：美国的态度，法德的意志，俄罗斯的欧洲政策，以及两极欧洲的整合质量，等等。从欧洲反观中国，于我们有着巨大而现实的启示。
	《文化与制序》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6 12.00元
韦森是经济学家，其思考问题及写作的路数与汪丁丁不谋而合。这决定于韦森的著述不好读，须静下心来，谨慎待之，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落人他使你“不知所云”的陷阱。我无意于评价此种写作风格，我关心的是韦森的思考及推理过程以及他的工作于我们的真实意义。试图对“文化”进行定义，远的和国外的都不说，是近代以来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理由非常简单而充分：中国文化之命运使然。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从而使我们近代以来一败再败，受尽屈辱（与帝国鼎盛时代比)?拯救我们自己，是彻底告别甚或铲除古老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其进行现代性思考并进而使其转型，以适应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还是在传统中挖掘资源以拯救愈益“败落”的现代原则?韦森是后来的思考者，但却是队伍中的一员，他思考的背景不可能是别的，其问题的指向也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关注。只是他使用的“工具”更复杂，问题的展开面更大但收缩又有序而已。所以结论不仅有别于“五四”一代的任何一家，也不同于余英时、林毓生、殷海光，与蒋庆肯定也非一路。他的某种具独创的见解，只有在他引进“制序”（西文的institution）概念与文化关系的阐释中才能找到。太多的研究者使用“制度”一词，很多人也确实注意到“institution”的丰富涵义，但将此概念融人文化的研究中，并认定它的核心（本体论）意义的，韦氏恐怕是第一家。也许正是如此，韦森觉得他的工作“事非所愿，也原非得已”，作为经济学家的“不免僭越，如履薄冰”之感便无法避免了! 我同情韦森，也赞赏他的工作。